钱穆父曾写有《咏猩猩毛笔》,此诗为山谷和诗,借咏猩猩毛笔来说明为人处世应该有利于社会,而不应象杨朱一样。诗人从猩猩及毛笔想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深含着对人生命价值的追寻。这是因小见大的写法。“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之句极具惊心动魄的艺术震撼力。
全诗用了多个典故,有些典故的出处并不容易找到,因此读起来多少有些难懂。所以王若虚曾批评山谷的这首诗说:“此及俗子谜也,何足为诗哉!”但也应生到,山谷善于把故实剪裁到诗里,以表现新的内容。如“爱酒”、“能言”两个典故,把猩猩的生动活泼写了出来,此正所谓的“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平生”两句,王士祯谓曰:“超脱而精切,一字不可移易。”最后两句又是用典,一边固是赞扬钱穆父文章了得,一边又以此毛喻杨朱之毛,怪不得纪昀说:“点化甚妙,笔有化工,可为咏物用事之法。”
该诗与《京都元夕》以乐景寄哀愤的写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诗人心目中,元夕时的热闹也好,冷清也好都排遣不了他浓重的家国之恨;都流荡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愤激的情感。该诗前两句写景,景是凄凉萧条的,这是诗人冷清孤寂心境的观照;后两句抒情,情是凄苦忧伤的,这是由灯火微茫、村荒地野、黄叶漫山、积雪拥门的景所引发的,是外景与内情契合而一所激起的心灵的颤动。以景显情,情景交汇,使这首咏叹节令的小诗具有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微茫灯火共荒村,黄叶漫山雪拥门。”句,描写长寿山居元夕景况。荒村里,隐隐约约地有几点灯火,与“炫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的京都元夕大有不同的是,这个元夕他既未出游,又无人过访。山居处所,黄叶满山,积雪堆门,一片萧条、凄凉景象。“共”字写出唯有微茫灯火与荒村相伴;“漫”“拥”表现残叶遍野,积雪塞门。如此意象,映衬出了诗人冷清孤寂的心境。
“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黄昏。”句,触景生情,直接抒发诗人心中的郁积。三十九年,多少往事,如今只落得形单影只,独自和黄昏作伴。“只留”已见形孤;“孤影”再现影单。“黄昏”既暗示年令的迟暮,也暗示金国的国运如日薄西山。“只留孤影伴黄昏”,就意味着诗人在独自为自己的迟暮,金朝的没落而深深的忧伤。
该诗因为贯注着诗人深沉的国衰之痛,沧桑之慨,所以境界就远远地高出一般的咏叹景物的诗篇,显得意境峻拔,气势沉郁。“三十九年何限事”,蕴蓄了无尽的国仇家恨,无尽的苦辣辛酸。北方蒙古军残暴侵凌,金王朝飞速衰落,“何限事”中包含着的正是诗人的无穷恨憾。“只留孤影伴黄昏”所体现的也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孤寂凄清,而更重要的是诗人对金王朝江河日下的命运的牵系和忧虑。
上片,追忆歌妓、侍女的深情与作者的思念。“昨夜渡江何处宿,望中疑是秦淮”,点明即将渡江的时间与行踪,突出描绘想象中的繁华秦淮。秦淮有歌女成群的黄金河畔楼台。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唱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宋代诗人贺铸《秦淮夜泊》也唱道:“楼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隔岸开珠箔,临风弄紫箫。”忆起王胜之昔日秦淮之风流,更加深恋今日秦淮的韵事。接着写宿处“月明”时,笔锋一转,突然有人吹起悲哀的笛声。这是受主人之爱而又得不到真情的凄楚之音,难言之音。吹笛者不知是谁,最后两句,引用六朝“王谢女”故事,作了回答。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金陵五题》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正是这“旧时王谢堂前燕”,烘托出了欢送王胜之上任之歌妓深情:既吹笛“多情”,又“相逐过江来”。
下片,写情势不许,情爱成影,有难言之隐。第一、二句,点化活用宋玉《高唐赋》中神话。巫山神女比喻“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将其神话比作情爱,尚未成真而今又分离了。作为歌妓,就是歌妓,官人无论如何喜爱,但要成为真正情爱是难越过封建社会等级观念障碍的,自然“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只能“云雨未成还又散”,令人“思量好事难谐”。第三、四句,从两个方面点明“云雨散”,“好事难谐”的原因:一是“凭陵”逼迫,情势不允许;二是“急桨”人催促开船不容犹豫。所以“两相催”成了这种不得不分离的现状和难言之隐的伤痛,“妓婵娟,不长妍”(孟东野《婵娟篇》)。最后两句“想伊归去后,应似我情怀”,为点题之笔,道出了东坡十分同情歌妓的心底之言:将心比心,心心相印,悔而又晚,隐痛难言,此恨绵绵无尽期。
这首词原本为送王胜之龙图至南都之作。只因即歌妓与侍女陪送之事,而转到写这些底层女性无主的命运。在官人当政春风得意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就是“王谢女”;当官人贬谪或迁移不得志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则成为“归去”女。作者批判昔日的秦淮韵事,同情眼前吹奏哀笛的歌妓的凄凉命运,就充分反映了他不为世俗传统观点束缚的新型妇女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