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题在《长江万里图》上的诗，作者从长江发源地写起，从而想起家乡，引出他内心盘结已久的故乡愁思。家乡、长江两种意象相融相生，将游子的思乡情表现得丰满深厚，情因景显，景因情深，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诗人看画后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家眠山更西住，正见岷山发源处”。诗人原籍在四川，看到长江后很自然产生一种我住“长江头”的感情，这里有怀念，也有自诩三四句是写长江的波澜壮阔，“三巴春霁雪初消，百折千回向东去。”杜甫诗：“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就是写此处山川形胜的。“雪初消”意味着江水增长，汹涌澎湃；“百折千回”写出了水流经之地山势奇险。这两句点出了画题，极写长江奔腾不息之势。
接下诗意一转由写景而转向抒情。“江水东流万里长，人今飘迫尚他乡。”诗人望着滚滚的长江水由西而东，流经万里，想到人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也随着这东流的江水四处飘泊，不禁喟然而叹。诗中的“人”字也可解作诗人自己，这也是对自己身世命运的感叹。以东流江水喻离乡之苦，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共同特点，那就是“长”。李白写的：“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也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可见诗人之间也是有共同感受的。不过李白是与朋友告别，“别意”中虽有憾情，然叹而不哀。杨基这里写的却是异乡飘泊思念之情，因而它要凄苦得多。
尾联“烟波草色时牵恨，风雨猿声欲断肠。”这是对离愁别恨的更深一层描写。“烟波草色”、“风雨猿声”，本是长江两岸的普通景物，为旅人所常见常闻，然而在诗人的眼中、耳中，却都变成了牵恨”和“断肠”的缘由。实际上这是主观感情给客观事物铺上的感情色彩，而这客观事物反过来又加深了主观感情的浓度。诗人所写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体验，而且用了“恨”和“断肠”这样的字眼儿，可见它的浓度之深。
这首诗从谋篇构思看，由看画而想到家乡，由想到而思念，由思念而感慨，由感慨而痛楚，步步依理，层层加深，可谓层次清晰，自然真切。从表现方法看，既写景又写情。写景时景不离情，如东流江水之与飘泊游子；写情时情不离景，如离恨之与烟波草色，断肠之与风雨猿声。可谓情因景显景因情深。从语言运用看既无炼字之迹，又欠修饰之功，犹如口语，明白如话，随意而写，一气呵成。可谓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此诗开篇直接展开议论，明确表现诗人的观点：人生就应该把谋求衣食放在根本上，要想求得自身的安定，首先就要参加劳动，惨淡经营，才得以生存。“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起笔两句，把传统文化之大义——道，与衣食并举，意义极不寻常。衣食的来源，本是农业生产。“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诗人认为人生应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在诗人看来，若为了获得衣食所资之俸禄，而失去独立自由之人格，他就宁肯弃官归田躬耕自资。全诗首四句之深刻意蕴，在于此。这几句诗，语言简练平易，道理平凡而朴素，超越“获稻”的具体事情，而直写由此引发的对人生真谛的思考与总结。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言语似乎很平淡，但体味起来，其中蕴涵着真实、淳厚的欣慰之情。“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微勤”是谦辞，其实是十分勤苦。“日入”，借用了《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语意，加深了诗意蕴藏的深度。因为那两句之下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写出眼前收稻之时节，便曲曲道出稼穑之艰难。山中气候冷得早些，霜露已多。九月中，正是霜降时节。四十六岁的诗人，已感到了岁月的不饶人。以上四句，下笔若不经意，其实是写出了春种秋收、一年的辛苦。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稼穑愈是艰难辛苦，愈见诗人躬耕意志之深沉坚定。诗人对于稼穑，感到义不容辞。这不仅是因为深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而且也是由于深知“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魏晋以降，时代黑暗，士人生命没有保障。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何晏，司马昭杀嵇康，以及陆机、陆云之惨遭杀害，皆是著例。当时柄政者刘裕，比起曹操、司马，更加残忍。所谓异患，首先即指这种旦夕莫测的横祸。再退一步说，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在“质性自然”的诗人看来，也是一种异患。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农村劳动生活过来的人对这幅情景都是亲切、熟悉的。诗人是在为自由的生活、为劳动的成果而开心。“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诗人不仅是一位农民，还是一位为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士人。他像一位农民那样站在自家屋檐下把酒开怀，可是他的心灵却飞越千载，尚友古人。长沮、桀溺之心意是说：“天下人都说天下是黑暗的，没有人可以改变黑暗的现状，又怎么能像归隐之人一样去归隐山林。”诗人自言与长沮、桀溺之心遥遥会合，意即在此。所以结笔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但愿长久地过这种生活，自食其力，自由自在，纵然躬耕辛苦，也无所怨尤。诗人的意志，真可谓坚如金石。诗人的心灵，经过深沉的省思，终归于圆融宁静。
此诗夹叙夹议，透过收稻之叙说，发舒躬耕之情怀。此诗的意义在于，诗人经过劳动的体验和深沉的省思，所产生的新思想。这就是：农业生产乃是衣食之源，士人尽管应以道为终极关怀，但是对于农业生产仍然义不容辞。尤其处在一个自己所无法改变的乱世，只有弃官归田躬耕自资，才能保全人格独立自由，由此，沮溺之心有其真实意义。而且，躬耕纵然辛苦，可是，乐亦自在其中。这份喜乐，是体验到自由与劳动之价值的双重喜乐。陶渊明的这些思想见识， 晚周之后的文化史和诗歌史上乃是稀有的和新异的。诗中所耀动的思想光彩，对人生意义的坚实体认，正是此诗极可宝贵的价值之所在。
这是赠给日本僧人的送别诗。诗之起笔突兀，本是送别，前两句却不写送归，偏从来路写起。“若梦行”表现长时间乘舟航海的疲惫、恍惚的状态，以衬归国途中的艰辛，并启中间两联。颔联写海上航行时的迷茫景象，暗示归途邈远。“浮天”状海路之远，海面之阔，寓含着对僧人长途颠簸的关怀和体贴。“法舟”扣紧僧人身分，又含有人海泛舟、随缘而往之意蕴，储蓄空灵，意蕴丰富。颈联写僧人在海路中依然不忘法事修行，在月下坐禅，在舟上诵经。“水月”喻禅理，“鱼龙听”切海行，又委婉表现僧人独自诵经而谨守佛律的品性，想象丰富。尾联用“一灯”描状僧人归途中之寂寞，只有孤灯相伴，这是实处。但实中有虚，“一灯”又喻禅理、佛理。虚实相映成趣。此诗后半首不明写送归，而写海上景物，这就拓宽诗境，不受内容拘泥，使较窄的题目，能有丰富的内容，成为好的诗篇。
此诗在立意上有两点需注意：一是所送者为僧人，诗中用了一些佛教术语，如“随缘”、“法舟”、“禅”、“梵”、“一灯”等，切合人物身分。二是僧人来自日本，又欲归日本，必经大海，故极言海路航行之苦。中间两联前人多谓其写来途，实嫌拘滞。其实是往返兼写，而以返途为主，这样才能与“归日本”的诗题相合。此诗因送人过海，因而从对禅机的抒发，把这惜别之情委婉地表达了出来。海趣禅机，深情厚谊，融为一体，为一首送别的好诗。
全诗前半部分写日本僧人来华，后半部分写日本僧人回国，诗中多用了“随缘”、“法舟”、“禅寂”、“水月”、“梵声”等佛家术语，充满宗教色彩，带有浓厚的禅理风格，并紧扣送僧的主题，寄寓颂扬的情意。全诗遣词造句融洽、自然，足见诗人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艺术功底。
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
这是一首离别的诗歌。诗人以行军途中所见太行山景色为题材，用饱含激情的笔墨，描绘出了太行山巍峨险峻、黄河气势磅礴的宏伟画卷，谱写出了抗战年代里太行山区雄奇壮美的自然风貌以及军民万众一心，英勇斗争的精神面貌。诗人以美术家的眼光，巧妙选择景物、切取场景，组合成远近结合、色彩艳丽而且洋溢着战斗激情的画面，抒发了不畏强敌、同仇敌汽、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首句写山，次句写河，既表明“出太行”的行程，又显示爱我山河的豪情。诗人“出太行”后“经洛阳”，必然要跨越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天险”。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朱德，来到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他满含深情地“一望收”，只在远看一眼之中，已把万里黄河的雄伟形象全部收入眼底，那种迫不及待的热情和无比广阔的胸襟，已被表述无遗。他之所以如此地向往黄河，热爱黄河，着眼点就在于它是“天险”。在“抗战紧急”的关头，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正在黄河之滨与日本侵略军凭险抗击，浴血奋战。一定要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信念，正在诗句之中激荡回旋着，这就是令人感到它有气壮山河之伟力的原因。
紧承次句，第三句展开对“出太行”后“经洛阳”、“中途返延安”的行程所见的描写。由于诗人经洛阳、抵西安时，日寇两万余人正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进迫中国陕甘宁边区，诗中实写由黄河以北的太行，经过黄河以南的洛阳，而后沿黄河岸边折转延安的路线。其中既有八路军对侵华日军的“抗战”，又有八路军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予以自卫还击的“内战”。这两种类型的战争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红似火”三字则把这燃遍黄河两岸的战火作了形象鲜明的描写。“抗战紧急”之际，不该“内战又起”，使得亲痛仇快，“国人皆忧”。朱德既为黄河两岸燃起了抗日的燎原大火而高兴，又为黄河两岸燃起了内战的遍地烽烟而痛心，他那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情，在这句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正因如此，结句就顺势而出了，点明了“出太行”的主旨。为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总司令奉党中央之令“中途返延安”，共商“去重庆谈判”的具体策略和内客，以迫使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如果谈判成功，自能解除国忧，告慰“同仇”。一个“当”字，表明诗人为谈判成功而要竭尽全力的良好愿望，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有停止内战的诚意，还得看事态的发展，显示出诗人用词下字的准确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