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吏望尘皆辟户，肩舆回步即开筵。
波涛凌乱靴旁锦，风雨纵横拨底弦。
洛邑衣冠陪后乘，寻化载酒愿年年。
园吏望尘皆辟户，肩舆回步即开筵。
波涛凌乱靴旁锦，风雨纵横拨底弦。
洛邑衣冠陪后乘，寻化载酒愿年年。
这首诗写出了红梅独特的姿态和个性。
诗的起笔手法就与众不同。诗人并不急于点题，而是把所要写的红梅置之一边，先请桃李登场。这样做的用意是很明白的，孤立地描写红梅，读者不易领会，必须有参照物。请出桃李作参照，桃红李白，尽人皆知。桃李既有妒梅之心，说明红梅兼有桃的“红”和李的“白”，实则不红也不白，而是在红白之间。这样一来，虽未言及红梅，而红梅已在句中了。
劝告“桃李莫相妒”，得有充足的根据。这一点诗人已经成竹在胸，深思熟虑了。第二句就用哲理来说服。“夭资元不同”，事物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性，这就是所谓的“夭资”。红梅就是红梅，既不同于桃，也不同于李，互不相干，有什么可妒忌的呢。这句从容道来，仍不让红梅亮相。
后二句是诗的重心所在，是骨子。诗人终于将自己思维中塑成的红梅的美奉献给了读者。红梅从它的大家族中分离出来，但它“犹余雪霜态”，梅所固有的傲霜凌雪不畏严寒的品性没有变，而且不是“十分红”。大自然赐予它粉红的花色，又使它优于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变得更加妖娆多姿了。红梅既有高洁的内在美，也有娇艳的外表美，难怪桃李等异族姐妹要嫉妒它了。至此，红梅的形象已玉立于读者心中。“未肯十分红”回应第一句，也是劝告“莫相妒”的理由之一。
这首小诗活泼而有趣。全诗四句都好像是红梅向桃李作解释；花草本为无情之物，但诗中的桃李会“相妒”，红梅也“不肯”红得过分，免得引起“与桃争艳”的嫌疑，增强桃李的妒心，都被人格化为有情之灵了。操守高洁而谦虚和逊的红梅形象刻画得非常成功。
此诗抒写诗人自己空怀武艺韬略却投闲置散，不得建功立业的苦闷心情，跃现出一位渴望为国建立新功的老将形象；同时亦反映出宋朝建国后，最高统治者猜忌武将、重文抑武的真实情况。全诗感情充沛，语出自肺腑，笔力雄健，风格豪迈爽朗，对仗工整自然，用典贴切。
“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从青年时期写起，颇有一种自豪感，曹翰说他自己少年时就胸怀大志，好学上进，孜孜不倦，研读《六韬》，精通兵法，一心从军为国建立战功。由于懂得军事，深知战略，故能使自己的英名与当时的一些俊杰列在一起这里的“常得”二字，写出了自信、自慰自豪的心情。此联起得自然、平实，为后面的铺叙、议论先开个好头。
“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承前而升华，是传诵一时的名联，这两句被写入《宋史·曹翰传》，曾受到宋太宗的赞赏。其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它对仗工整精妙，浑然天成，更在于它形象地概括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深含感慨。在国难当头之际，他顶盔贯甲，驰骋沙场，英勇对敌；当国泰民安的时候，尽管官俸不高，生活贫困，但也舍不得卖掉伴随自己杀敌立功的宝刀这两句的言外之意是说，在战时需要武器，在和平时也不能丢掉武器，有备无患，以防万一。
“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对不卖宝刀加以深化，写眼下自身状况，论武艺，自己虽然步入晚年，但身体依然强健，臂力过人，刀马娴熟，尚觉铁弓弓力太软，不足以用论韬略，自己深通阵法，胸藏兵机，善于攻防。据《宋史·本传》所载，曹翰几次率兵征讨，多获胜利，立了不少战功。可见这一联所写并非夸大之辞，基本上符合他的自身实际，体现了一种老当益壮的精神，和当年的老将廉颇、马援有些相似。
“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以委婉之辞，倾诉心曲，怨而不怒。曹翰所历三朝，为一代名将在这金风萧瑟，“沙场秋点兵”的时刻里，作者不能身赴边陲，征讨对敌，而在宫中参加内宴，只能低头看自己旧战袍上的“盘花”，所以产生惭愧之感。这里的羞”字用得很准确，它生动地表现了将军本色和老人的拳拳爱国之情，太宗为之“恻然”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此诗塑造了一位渴望为国建立新功的老将形象；同时亦反映出宋朝建国后，最高统治者猜忌武将、重文抑武的真实情况。全诗语出肺腑、感情充沛，笔力雄健，风格豪迈爽朗。
诗人以短短四句写出淮岸硖石古寺那样一片天地，同时表现了诗人的情感活动，面对眼前的山寺，虽身未能至而心向往之。
船停泊在淮河岸边的硖石山下，山上坐落着一所古寺。山并不高，但从河底的船中仰视，寺里的古塔却给人“半倚天”之感。硖石一带环境幽静，加上古寺高踞山巅，遂使诗人觉得寺中的老僧，佛性圆足，超脱尘境。舟行是寂寞的，此时舟泊硖石，诗人想到方外老僧，起了探胜造访的念头，他是在舟中纵目眺望，然后登上了河岸，但发现松径边寺庙的栅栏是锁着的，寂无人迹。于是希望变成了怅望，古寺在诗人的心理上愈去愈远了。然而就在这怅望之际传来了暮钟的声音，一声声进入画船。那佛国世界本已遥远难即，此时却放出钟声来到人间，这种声音，发人深省，令人神往。
这四句诗，在地理位置的处理下，先由下而上，又由上而下，境界开朗；在景物与感官的搭配上，又有动有静，有视觉又有听觉的感受，从而使读者细密地品味出作者当时的心情。唐张继《枫桥夜泊》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句，写红尘扰乱中的寺庙钟声；这首诗写人烟稀少处的寺庙钟声，各自意境不同，都写得很美。
诗在空间位置的处理上，首句是向上仰观古塔，末句是钟声下及画船。自下而上，复又自上而下，硖石古寺在心理上高远超脱的印象，即不待刻画已自然形成。在景物的搭配上，既有动，又有静，既有山巅古寺，又有水滨画船。于互相映衬中突出了硖石寺的静穆，而不显得枯寂。末句由写视觉感受，转到写钟声，更添出无限诗意。那钟声在船头，在水上，荡漾传送，终于消失，但在诗人心灵深处却悠然不尽，久久牵动着他的情思。诗似收而未收，富有余味。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昭明文选》中特别标立“公宴”一类，专录建安诗人那些歌咏风月、叙述酣宴的诗章。而曹植的这首《公宴》即可视为其中之冠，此外如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阮瑀、应瑒等人也都有以“公宴”为题的诗，可见当时此种风气之盛。
曹丕与曹植可以说是当时邺下文人集团的中心人物，钟嵘《诗品序》中就说过：“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所以此诗的一开头就说曹丕敬爱宾客，设宴款待，客人们也都兴致勃勃，直到宴会终了还不知疲倦。这领起的两句可以说是总写，以下便是详述了：清幽的夜晚去游览西园，轻捷如飞的车辆络绎不绝，一辆随着一辆。曹丕的《芙蓉池作》中说“逍遥步西园”，王粲《杂诗》中也曾说“日暮游西园”，可见“西园”是邺下文人常去聚会的去处。此夜明月皎洁，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一切景物都显得朗然无滓，天上繁星密布，似乎由于诗人们的聚会而更添光彩。秋日的兰花覆盖着长而隆起的坡地，红色的荷花星星点点地在碧绿的池水上探出头来，池中的游鱼时而跃出清波，高高的树枝上也不时传来悦耳的鸟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似乎进入了一种美妙完善的境界。迅捷的风与诗人们乘坐的华美车辆一同前进，轻快的车轮就像随风而动，令人有飘飘欲仙，凌空而起的感觉。因而结句说：让我们逍遥自在地纵情游玩，畅开胸怀，但愿千秋万岁，永远如此。
此诗的情调高昂而欢畅，分明是曹植少年得志，生活欢乐的真实写照，这在曹植的诗集中，尤其在他后期的创作中是十分罕见的。其中充满着积极向上、高亢振奋的精神，刘勰所说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大概就是指的此类作品。在这首诗中，人与自然的结合，情感与景物的交融，都组合成一种爽朗欢快的基调，“明月”“列宿”“秋兰”“朱华”“潜鱼”“好鸟”都呈现出欣欣向荣、明快活泼的气象，丝毫没有半点秋气萧索的意绪。显然，自然景观也都染上了诗人内心欢欣的感染。刘勰说文人创作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可见诗人能使外物都染上自己主观情感的色彩，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移情”。曹植在此诗中的叙事写景也无不带有主观的欢畅情绪，正是“移情”作用的体现。
此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秋兰”等四句出现了严密而工整的对仗，不仅词性的虚实两两相偶，而且语意也自然工俪，这种形式对后代格律诗的出现自然起了先导作用，在诗歌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同时，这四句由于其写景状物的明快而具有典型意义，故成为后人广为传诵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