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首句不谈忧,而是谈喜;不说老,而忆少。从诗中可以同时看到他少年生活的一个片断。诗人回忆年少之时,无忧无虑,体魄健全,精力充沛,真是朝气蓬勃。所谓“健如黄犊走复来”,就是生动的写照。清杨伦称此句“形容绝倒,正为衬出下文”(《杜诗镜铨》卷八)。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即当梨枣成熟之时,少年杜甫频频上树摘取,一日千回。所谓“千回”,只是夸张的语气,喻其多也。少年杜甫“心尚孩”,这个尚字用得非常贴切,说明了一颗天真无邪的童心,在十五岁时,仍在持续跳跃着。一个“尚”字,就概括了杜甫由童年到少年的天真烂漫、活泼可爱。诗人抓住了少年的气质、性格特征,以跳动的笔触把它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这里并非没有目的地表现少年自我,也不是用喜悦的心情颂扬少年自我,而是以忧伤的心情去回忆少年自我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因而就深深地蕴含着悲痛、愤懑的感情。杨伦对这首诗开头的眉批是:“聊以泄愤,不嫌径直。”(《杜诗镜铨》卷八)
“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诗人虽用“倏忽”二字,然从“十五”至“五十”其间沧桑都是读者可以想见。由于年老力衰,行动不便,因此坐卧多而行立少。体弱至此,却不能静养,因生活无着,还须出入于官僚之门,察言观色,养活一家老小。一生不甘俯首低眉,老来却勉作笑语,迎奉主人。内心痛苦不言而喻。不禁悲从中来,忧伤满怀,而发出“悲见生涯百忧集”的概叹。此为全诗之诗眼,它把诗人的情绪凝聚到“悲”字上。它不仅因老而悲,也因贫而悲,更因依附别人、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而悲。尤可悲者,诗人不是悲一时一事,而是悲其一生。悲其一生为人民而悲。“悲见生涯百忧集”实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这是全诗主线,它与诗题相呼应,又因往昔境遇凄惨而悲,联想到当时老窘之境而悲,在结构上可谓承上;由此出发,为以下具体描写家贫先写一笔,可谓启下。“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写家中凄景。一进家门,依旧四壁空空,家无余粮,一贫如洗。老夫老妻,相对无言,满面愁倦之色。只有痴儿幼稚无知,饥肠辘辘,对着东边的厨门,啼叫发怒要饭吃,经过诗人的具体描写,其忧伤痛苦之状,如在眼前。为了表现百感交集的感慨,诗人以数字强化衬托悲状,强化悲的情怀。例如,诗中以“十五”比“五十”,就划分了自我的两个时代。以“ 八月”果熟,“一日”上树“千回”,来形容“十五”岁的少年的灵敏活跃,天真烂漫。用“四壁空”写“百忧集”,就充实了忧的内容。用“健如黄犊”对比“坐卧只多”,用“走复来”对比“少行立”,用“强作笑语”对比“悲见生涯”,更见出悲的氛围之浓。尤其令人心酸的是,诗人还将自己的童心少年和自己的痴儿作了对比。自己年少时,无忧无虑,不愁吃穿,却想不到已入老境之际,自己的儿子却饥饿难忍,啼叫怒索。在诗人笔下,不仅如实地表现了自己的凄凉处境,而且逼真地写出了老妻、痴儿的表情、姿态,非常富于人情味。
杜甫在《进雕赋表》中,称自己的作品善于“沉郁顿挫”。这也表现在《百忧集行》中。它“悲愤慷慨,郁结于中”,“沉郁苍凉,跳跃动荡”(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诗人不幸的遭遇,切身的体验,内心的痛楚,在诗中化为一股股情感流 。它回旋激荡,悲愤呼号,久久不息。
上片“莫唱阳关,风流公子方终宴”,先点出了饯别的题旨。而“莫唱阳关”,以“莫唱”词语渲染出与友人分手时的眷眷难舍,显出二人情谊之深厚;词人歌唱着离情别绪的《阳关曲》,更增浓了胶着难分的心绪。接着,“风流公子”是昵称,表明二人的亲密无间,更表现出东坡对友人钱公永的了解和赞美。“风流”二字在此恰切生动,是说钱公永才学超众,英俊杰出,倜傥不羁而不拘礼法,正与自己的个性意趣相投合。下文“秦山禹甸,缥缈真奇观。”用笔愈加奇巧,这两句词显然是意外所见,可能是词人在送友的“终宴”之际,由于分别在即,眼睛已经为之潮润了,他不忍心再去看友人的眼睛和面容,而有意把视线转向了窗外;煞时间,却又在隐隐约约间睹见了杭州会稽山名山大川的秀丽奇观,竟是情寓景中,透露出留友莫去的意愿,可谓意在言外。
下片集中描写景物,在景中深入刻画依依难舍的离别愁绪:“北望平原,落日山衔半,孤帆远。”北面的大平原,也许正是友人离去将要行至的地方。在茫茫的天空中,太阳要落山了,但还迟迟不下,好象被远山衔住一半而行步不前一般。再看那辽阔湖面上,正有一只帆船孤孤单单地驶向远方。一个“远”字,预示出友人启身的茫茫旅程,而且是孤独远去,更加令人难分难舍。“我歌君乱,一送西飞雁。”我默默唱着《阳关三叠》曲,君合着末章乐曲,一句话也没有,只有共同目送着天际的西飞之雁。“君乱”的“乱”宇,原指歌曲之末章,在这里却成了双关语:一是说友人高唱着《阳关曲》的末章,因为宴席已终,人将去;二是说词人唱着《阳关三叠》,已把友人的心绪唱乱了。二人难以道出内心的苦涩,只是凝神地眼望着空中西飞大雁缓缓地消逝在茫茫天际之中。“一送”二字,强调出二人的亲密无间和知己与共,终将难舍难分的送友之情和盘托出。
全词将离情别意赋于自然景物之中,巧妙自然,不着痕迹,又感人至深,耐人寻味。
本诗首联写文山祠的悲凉景象,为全诗的情调打下了基础;颔联概括文天祥一生的悲剧,颂扬其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高风亮节;颈联连用子规、燕月、精卫和浙江潮来隐喻文天祥被害后,人们的沉痛哀思;尾联用岳飞比文天祥,以英雄遗恨长存作结。全诗歌颂文天祥坚贞不屈的精神,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用典精当,词句凝练,格调沉郁,情感深切。
首联先写文山祠内庄严肃穆的气氛。红色的帷帐映着灯火,摇晃在寒风里,这景色让诗人想象文天祥当年在风雨飘摇中孤军奋战的历史场面,显示文天祥的爱国精神远远没有消失。这里用了对比的手法,虚实相衬,从而表现出文天祥不屈的英灵,也暗含了对文天祥死难的痛悼与钦敬。这一联,讴歌了文天祥的坚贞爱国情操,并把“英灵迥未消”五字作为全诗的纲领,以下皆由此而生发。
颔联用洗炼的笔墨,概括了文天祥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乾坤浩荡身难寄”,南宋灭亡,国家不存,文天祥避敌追捕,然而乾坤浩荡,无处寄孤臣义士之躯。“道路间关梦且遥”,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俘,被押往元都燕京,这句写押解途中情景。文天祥抗元不果,忠义难寄,诗人用十四字描述文天祥九死一生,百折不挠的经历,暗含诗人对文天祥浩然正气的赞赏。
颈联连用数典进一步地深化了文天祥的坚贞爱国情操。上句写实,诗人来到燕京,凭吊文丞相祠,耳边传来“子规”在月下的悲啼声,如哀如怨,顿生对文天样的怀念之情,表达了崇敬之意。下句以“精卫填海”的故事,说明“填海”是不可为之事,精卫决心要填,寓意文天祥抗元的决心。就当时大势看,抗元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而文天祥忠于宋朝,正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去实现抗元之志;又以钱塘江怒潮,喻其坚贞不屈的精神,赞美了文天样忠义爱国思想。诗人在这里巧用数典,使“英灵迥未消”进一步具体化,对仗工稳,用典切题,语意悲壮,激扬正气。
尾联为了表现这种精神的感召力量,作了夸张性的描写。丞相祠前也有像岳坟那样枝皆南向的树木,表明树枝也受到丞相精神的感召,不肯向北方的敌人屈服。南面向阳,树枝容易发旺,这本是自然现象,诗人为了歌颂丞相爱国精神之伟大,因而产生这种联想。把“西湖树”和“丞相祠”联在一起,也是有意使南宋两位民族英雄有所关连,在发扬爱国精神方面,起到前后继承和相互辉映作用。诗至此而止,造成余响不息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歌颂了文天祥的英灵浩气长存天地之间,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诗从文山祠周围气氛落笔,颔联仅用十四字,高度概括文天祥的光辉业绩,用笔精练。颈链展开想象,句子富于主观色彩。尾联回到祠堂,用祠中之树遣枝向南描写文天祥魂魄不散,誓向南宋的一片忠诚。这首诗的写作特点,在于运用神话典故,作联想的浪漫手法,歌颂文天祥坚贞的爱国精神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全诗用典妥切,属对工整,精致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