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用乐府体，用第一人称写，选取了陷身金虏的一位妇女的经历及行事，表现广大金统治区宋遗民不屈服金人统治，渴望能得到解放、脱离苦海的心情。
诗前四句写这位女子失陷敌国的经过，追述她原本是京师良家女子，靖康初金人攻陷汴京，把她掳到北地的辛酸遭遇。四句写得平平，但其中强烈压抑住的悲痛，仍可体会出来。
接下四句写女子见到南方来的使节的反应，说她听到宋使经过，由于自己穿戴着金人装束，心中深以为耻，不敢挤过去看，可对故国的眷恋，对故国来人的亲切感，又驱使她不能不去看，所以她远离人群，爬上最高处，去瞻望使者的队伍。这四句刻画心态妙到毫末，“立向最高处”极其形象地反映了她羞惭、悲愤的复杂矛盾的心理。
“图见汉官仪”一句，涵意也十分丰富：一是要见见故国的使节仪仗，抒发自己对宋朝的热爱，寄托思归情绪；一是暗用刘秀典，希望能早日获得解放，重见大宋军队收复国土。末两句是使者过后，诗说那女子仍然计算着日子，盼着使者回程从这里过，得以再次一洒伤心泪。这两句把前四句的心情更加推进了一步，写得意味很浓，感人肺腑。
清代赵翼题元好问《遗山集》有“国家不幸诗家幸”句，说国家沦陷，蒙受不幸，即因此而造就了一大批诗人，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了忧国忧民的杰出篇章，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曹勋就是如此。他本来是个平庸的诗人，因为见到家国沦陷，人民受难，心中愤愤难安，所以能把亲身经历提炼出这样一首好诗来。全诗写的充满着抑郁，凄凉感人，可以与后来的范成大出使金国所写的《州桥》等诗媲美，也是以这类内容为主题的爱国诗篇中较早的一首。
上片赞颂友人马中玉对其父母的孝养之心：四句全部用典。“归心正似三月草”，化用孟郊《游子吟》诗事；“试着莱衣小”，乃选用《列女传》“老莱子孝养二亲”之典；“橘怀几日向翁开”，是用《三国志·吴志·陆绩传》之故事；“怀祖已嗔文度、不归来”，乃化用《晋书·王湛传》事典。这些典故均附含马中玉性情之实际，贴切自然，启人联想，可以窥见词人的学识渊博和才艺出众。
下片则叹息自己的心绪和情感，远不如友人马中玉的热烈积极：“禅心已断人间爱，只有平交在。祖论瓜葛一秤同。”词人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佛家的清静澄明，已浸透了他的心灵，消磨掉了炽热的情感，已不似马中玉这般执著于人间的诸般情爱了。所剩下的，只有平昔之交，不论什么纠葛亲友关系，都一视同仁。平交意指平淡之心。词篇在与友人的对比反差中，突出烘托了马中玉的孝亲个性和形象。末句：“看取灵光新赋、有家风”，又回到用典的艺术方法上，它以后汉王延寿作《灵光殿赋》的才华横溢、卓然出众，再次补充赞美了马中玉的诗书传家风范。
全词叠用事典，引喻譬类，意象复加地塑造了马中玉友人的高尚品格和丰满形象，堪称是词人“以才学为词”的典型之作。引譬用典，可使词章含蓄蕴藉，别造新境，烘云托月，虚实相生；然而，这首词典故过多，也往往形成词意晦涩，阻滞思路，不易霎时领会词旨的缺憾。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这首诗的主题，旧说大体相同，《毛诗序》说：“《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朱熹也认为是朋友相怨之诗，但他没有将伤友道之绝与刺周幽王硬拉到一起。方玉润《诗经原始》认同朱熹的观点，并力驳《毛诗序》“刺幽王”之说穿凿空泛。今人高亨的《诗经今注》、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等均取弃妇之诗说。陈子展《诗经直解》虽仍取旧说，但又说：“此诗风格绝类《国风》，盖以合乐入于《小雅》。《邶风·谷风》，弃妇之词。或疑《小雅·谷风》亦为弃妇之词。母题同，内容往往同，此歌谣常例。《后汉·阴皇后纪》，光武诏书云：‘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此可证此诗早在后汉之初，已有人视为弃妇之词矣。”
诗中的女主人公被丈夫遗弃，她满腔幽怨地回忆旧日家境贫困时，她辛勤操劳，帮助丈夫克服困难，丈夫对她也体贴疼爱；但后来生活安定富裕了，丈夫就变了心，忘恩负义地将她一脚踢开。因此她唱出这首诗谴责那只可共患难，不能同安乐的负心丈夫。
诗歌用风雨起兴，这手法同《邶风·谷风》如出一辙，两首《谷风》诗的主题也完全相同，这大概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候最容易触发人们的凄苦之情。被丈夫遗弃的妇女，面对凄风苦雨，更会增添无穷的伤怀愁绪，发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哀叹。
此诗语言凄恻而又委婉，只是娓娓地叙述被遗弃前后的事实，不加谴责骂詈的词句，而责备的意思已充分表露，所谓“怨而不怒”，说明主人公是一位性格善良懦弱的劳动妇女。这也反映了几千年以前，妇女就处在被压迫的屈辱境地，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
这首诗是东晋名僧慧远所作。慧远是个极好云游的人，本持着纤尘不染的一颗佛心到处游历，时而普度旁人，时而观望微笑。
此诗所写即是慧远在庐山禅修参悟时所见，诗中首句所讲的“岩吐紫气”的情景，后世的李白等人都见过。山雾与阳光形成的霓虹造成雾气产生薄紫的现象，如同仙人的衣带，引人遐思。慧远深入山中，声行于小径，密林探幽，神思意远。脱离尘嚣，寻找自然同宇宙的玄机。
于是诗人发出“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的感慨，哪里才是九霄云外呢？偶触云门闸开。高山流水，看遗落凡尘的仙山，灵关顿开，神智翻腾而上，冲天幽游，翱翔宇内，心灵自足，最后两句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提点升华了整首诗的主题，也就是悟道。诗人终于明白道存何处。然而道究竟在哪里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凡心遗落不要紧。最要紧是获得精神境界的提高。
此诗脱落尘埃，自有幽韵脱俗之高风，写景状物足见方外之人的本色。该诗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匡庐清幽美丽的自然风貌，记述了作者游览时陶然忘我的喜悦心情，同时也表达作者摆脱世俗牵缠、坚持修行学道的决心。
其实佛法道存何处，在每个修行者的心中都不一样。不管是慧远的在山间神往，还是惠琳的在世俗里探讨，所得都不尽相同。修行者的凡心如果遗落到山林间，或可偶得宇宙的玄机，但若是落在人世，往往招来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