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后主的一首残词，可能是一些草稿。写作的时间是春暮，“樱花落尽春将困”跟另一首的“樱桃落尽春归去”意思几乎一模一样，还有“樱桃落尽阶前月”的意境也是大同小异。一般来说高手填词是不喜欢重复的，相同的意象，相同的意境不应该连续的出现。所以这应该是作者填词的草稿，写不满意的就弃之不用，重新再写。这几首词的意境都差不多，所以应该是同一个时期的，只是凋零的一个是樱花，一个是樱桃。
樱花樱桃同是蔷薇科樱属，樱花也结果，但是以花出名，樱桃也开花，但是以果实闻名。樱桃，因莺鸟所含食，故名含桃、莺桃，汉代始称“樱桃”。早在周代，就因它是春天最先成熟的果实，作为祭献给祖宗的佳肴，被送到宗庙里供奉。汉惠帝时，叔孙通建议：“礼，春有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后献果之例遂兴。冬日乍去不远，春寒料峭之际，能将通红透亮、鲜嫩可口的樱桃摆上供案，满透着吉祥温暖的气息。想那君王眼见着有这样如意的礼物送给祖先，心情定是无比欢快，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正所谓“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千春荐陵寝，永永垂无穷”（杜甫《往在》）。而在供奉之余，自己采摘几把，端详一番，然后小口小口地品味起来，甜甜酸酸，又是一番快活事。
既然是每年都要上供宗庙，每年都乐于品尝，君王们在自家园林里栽植一些樱桃树，也就自然而然了。“御苑含桃树”（明吴国伦《樱桃花》），“紫禁朱樱出上阑”（王维《敕赐百官樱桃》）说的都是皇家樱桃了。樱桃树就在帝王的不远处，它的花发结实，都会轻易映入眼帘，梁宣帝、唐太宗都写有赞赏樱桃的作品。因为樱桃年年献于宗庙的传统，它就和江山社稷息息相关，荣衰与共。
李煜隐居不成，被迫当上国君的时候，南唐已经遭后周侵袭多年，屡战屡败，国势日衰。赵匡胤建立宋朝，陆续吞并一些小国后，加紧了对南唐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李煜满目苍凉，再也不会有唐太宗的心境，写不出“朱颜含远日”、“低枝映美人”那样描写樱桃的欢快作品了。然而他毕竟是一国之主，晓得“含桃荐实”，他必定年年要去奉献樱桃给已故的祖父李昪、父亲李璟。“含桃最说出东吴，香色鲜浓气味殊。”（白居易《吴樱桃》）辖有吴地的南唐的樱桃本是大江南北最茂盛、最有光彩的，然而看着如此晶莹剔透的樱桃，想到风雨飘摇的江山，李煜毫无“永永垂无穷”的信心。他在《破阵子》中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在城破受降次日，李煜没有忘记去辞别宗庙，此时此刻，挥泪不尽，最是伤心。再过十天半月，樱桃花就要开了；再过一个多月，樱桃就将累累低垂，他就可以到禁苑中，采摘上新鲜的几十串，送到宗庙里来供养了。然而辞别之日，永无归期。“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和他李煜，都似那飘落的花朵，纷纷霏霏，如雨，如泪，落下尘埃。李煜失魂落魄地沉浸在飘零的樱桃花雨中，这更符合他的心事。故而在他的词里，不见樱桃，但见樱桃花：“樱桃落尽春归去”、“樱花落尽春将困”。
这些作品就算原来是不残缺的，也应该算作是半成品。作者反复斟酌，心里面都感觉不满意，以至于几易其稿，于是就成了今天看到的样子。
古时的春秋季节有两次例行的祭祀土神的日子，分别叫作春社和秋社。此诗写了鹅湖山下的一个村庄社日里的欢乐景象，描绘出一幅富庶、兴旺的江南农村风俗画。全诗虽没有一字正面描写社日的情景，却表达出了社日的热闹欢快，角度巧妙，匠心独运。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诗的一开始不写“社日”的题面，却从村居风光写起。鹅湖山这地名本身很诱人，湖的名字使人想到鹅鸭成群，鱼虾满塘，一派山明水秀的南方农村风光。春社时属仲春，田里庄稼丰收在望，村外风光如此迷人，而村内到处是一片富裕的景象，猪满圈，鸡栖埘，联系第一句描写，描绘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景象。只字未提作社的事，先就写出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这两句也没有写到村居的人，“半掩扉”三字暗示村民都不在家，门儿都半掩着。古人常用“夜不闭户”表示环境的太平安宁，“半掩”而不上锁，可见民风淳厚，丰年富足，这个细节描写是极有表现力的。同时，它又暗示出村民家家参加社日，巧妙地将诗意向后联过渡。
后两句写“社日”正题。诗人没有就作社表演热闹场面着笔，却写社散后的景象。“桑柘影斜”，夕阳西下，树影在地越来越长，说明天色将晚。古代习惯，祭社之处必植树。所谓“故园乔木”，即指社树，它象征乡里，故受人崇拜。其中桑、梓二木即古人常用为社树的树种。此诗的“桑柘”紧扣社日，即此之谓，可见笔无旁鹜。同时，村里植有“桑柘”，说明养蚕也搞得不错。遣词用语体现出诗人的艺术匠心。
春社散后，人声渐少，到处都可以看到喝得醉醺醺的村民，被家人邻里搀扶着回家。“家家”是夸张说法，说明醉倒情形之普遍。诗未写社日的热闹与欢乐场面，却选取高潮之后渐归宁静的这样一个尾声来表现它，是颇为别致的。它的暗示性很强，读者通过这个尾声，会自然联想到作社、观社的全过程。“醉人”这个细节可以使人联想到村民观社的兴高采烈，畅怀大饮，而这种欣喜之情又是与丰收分不开的。
此诗不写正面写侧面，通过富有典型意义和形象暗示作用的生活细节写社日景象，笔墨极省，反映的内容却极为丰富。这种含蓄的表现手法，与绝句短小体裁极为适应，使人读后不觉其短，回味深长。当然，在封建社会，农民的生活一般不可能像此诗所写的那样好，诗人把田家生活作了“桃花源”式的美化。但也应看到，在自然灾害减少、农业丰收的情况下，农民过节时显得快活，也是很自然的。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乡村农民的赞赏与热爱之情。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