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先把欧公与唐代诗人韦应物相提并论。且盛赞欧公：“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然后就此生发，勉励欧公尽其才力写作诗文，以达到惩时救世的目的，从而光照千古。诗人还着重劝勉欧公安于滁州生活“慎勿思北来”，言外之意也就是望其坚持刚正的政治立场，而不要有丝毫妥协，用意十分深切。
诗开篇借读韦应物诗集谈及对滁州的印象，实则借韦赞欧。接着“君才比江海”以下六句赞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贡献。然而这样有才能的人士，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就像傍岸撑船一样，滁州毕竟地小，先生的才能是不能得到很好施展的。一个“恨”字包蕴了诗人对政坛变迁、朋友遭贬的愤懑之情，同时也是诗人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鸣。
接着诗人以孔子著《春秋》为例：“虽然孔子曾经遭受‘贬骨’、‘苦笞’之厄运，但历史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的气节。”这实际上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勉励，商定二人要继续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用诗歌的美刺传统，来干预现实，改造社会“人事极谀谄”的不良士风。由此可以见出梅尧臣的文学主张，他提倡不著空文，不谈风月，实际是儒家秉笔直言的直史精神，包含着诗人身在山林心在朝野的济世情怀。
最后诗人郑重嘱咐朋友“慎勿思北来”，实际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回避。当前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两人虽然不忘他们的政治理想，但如今还是暂避为好。满腔政治热情却迫于形势不得释放，兼济天下之志只得暂以明哲保身代之，诗人内心的无奈与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欧阳修《朋党论》所说：“君子以同道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其济。”这首诗正可证明此理。全诗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与保留，于义理则为高论，从艺术方面推求则嫌其拙直，略欠情韵。
这首诗可谓古代最早的一首抒发亡国之恨的抒情诗，作者就是勾践的妻子，越国战败后沦为吴国奴婢，境遇悲惨，更加显得字字血泪，发人深思。
其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这首诗的可取之处有三：
一是运用了比拟手法，将入侵的敌军比作凶恶的猛禽，以猛禽的种种动作比喻占领军横征暴敛，肆意掠夺的狂妄气焰，十分贴切形象。
二是尽情抒发了作为国王和王后亡国，并沦为人臣奴婢的极度悲愤，和对故国家乡的无尽思念，读来催人泪下。
三是作品的思想性。作者在诗中反复诘问自己何罪之有，到死也想不通一个相夫教子的妇道人家无辜受累的道理。数千年来，亡国奴的境遇都是极为凄惨的，无论是尊贵国王还是不参与政事的王后王妃，形同砧板之肉，集人宰割，甚至成为敌国宴席上名副其实的美餐。这种株连无辜的史实司空见惯，毫无争辩余地，似乎无需深思。而勾践夫人却质问苍天自己何罪之有？为何无辜遭到天谴？为何被逼离乡背井，无辜受尽人间苦难？作者的反复诘问反映出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难能可贵。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很多抒发亡国之恨的名篇词作，汉末女学者蔡文姬也有过类似经历，她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都未显示出勾践夫人如此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弱女子，即使是贵为王后，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提出更为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是勾践夫人的历史悲哀是数千年来亡国女人的悲剧缩影，千古悲愤，呼唤千年，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意识，震撼心灵的控诉。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这首诗是根据牛郎织女的故事而写成的乐府歌行。南朝梁殷芸《小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七月令》引）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这则神话将牛郎织女的被罚阻隔天河，诿之于织女的嫁后贪欢，懒惰废织，带有封建社会歧视妇女的思想遗毒。这首诗虽取材于此，但作者却是讴歌他们的深挚爱情，同情他们被迫分离；结尾又以“夜夜孤眠”不嫁人的嫦娥与之作比，似在暗示天地间较牛郎织女更为不幸的大有人在，足以启发人们深思。
全诗可分四段。开头四句为第一段，点明时令和鹊桥。“人间一叶梧桐飘，蓐收行秋回斗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西方之神“蓐收”开始行司秋令，北斗七星的斗柄已指向西方了。金风飒飒，银汉迢迢，星移斗转，这是多么迷人的夜空。这时“神官召集役灵鹊，直回天河云作桥”。神宫召集喜鹊，役使它们直回天河，云集为桥，以回织女与牛郎相会。这四句诗通过具有时令特征的景物和神话中的鹊桥显示七夕已到，为牛郎织女相会布置了环境，渲染了气氛。
“桥东”以下十二句为第二段，追溯牛郎织女唯七夕一相逢的原因。写了织女婚前、婚后和被谪归河东的全过程，内容与《小说》大致相同。但文辞流美，叙述宛转，富有情韵，远非《小说》可比。特别是增加了“绿鬓云鬟朝暮梳”一句，与充满着旷怨之情的“辛苦无欢容不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她“河西嫁得牵牛夫”，伉俪相得，极为如意的心情。她由“容不理”变为“朝暮梳”，是热爱男耕女织新生活的表现。诗人加上这一句，丰富了织女的形象，突出了她珍惜爱情、追求幸福的性格，使一个“得此良人”，心里甜丝丝、美滋滋的新嫁娘的身影跃然纸上，而那“贪欢”“废织纴”之说，已成了苍白无力的欲加之罪。
“别多”以下八句为第三段，写牛郎织女七夕乍会又离的悲痛。一年三百六十日，他们只有一个晚上能够相会，真是“别多会少”，但这是天帝的命令，无可奈何。如果是个忘情者，倒也罢了，却偏偏想起了从前夫唱妇随的无限恩爱，怎能不痛苦万分。他们匆匆相会，离愁别恨还未说完，可是“烛龙已驾随羲和”。神话传说中的烛龙（在北方无日处，目发巨光，睁眼为昼，闭眼为夜），已随御日车之神羲和拉着太阳从东方升起，一年一度的七夕就这样消逝了。守在河边监视他们的天官严厉执行天帝的命令，不管她们“相见时难别亦难”，天刚亮便无情地催促织女踏上“鹊桥归路”。她心痛似绞，喷涌的泪水，化作了滂沱大雨。但这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泪痕有尽愁无歇”，有尽的泪水又怎能冲洗掉无穷的离愁?这八句诗通过“恩爱多”与“别多会少”、“说不尽”与“烛龙已驾”、难割舍与灵官催发、泪有尽与“愁无歇”的矛盾，把织女内心的痛苦刻划得入木三分，真切感人。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是对织女的劝慰之辞。大意是说，织女你不要悲叹，天地固然无情，但你与牛郎一年一度总会相见一次，比起“夜夜孤眠广寒殿”的嫦娥来不知要好多少倍。天地之大，不仅只有嫦娥永久孤眠独宿，“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元稹《织夫词》）；“所嗟不及牛女星，一年一度得相见”（施肩吾《古别离》）。人间羡慕织女的怨女真不知凡几，望夫石之多，亦是见证。诗人将嫦娥作为孤凄女子的化身，通过她与织女的对比，深化了主题。
这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不仅写了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场面，还追叙了织女婚前婚后的有关情节，展示了她心情变化的三个过程：嫁前“辛苦无欢容不理”；嫁后“绿鬓云鬟朝暮梳”；谪归“泪痕有尽愁无歇”。由怨而欢而悲，机声、玉指、愁容、欢态、叹息、眼泪都写到了。诗篇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她，使一个富有立体感的血肉丰满的少女形象活跃在读者面前。这是这首诗超过同题材的一般诗词的地方，无怪乎《侯鲭录》云：“此歌东坡称之”。
这首诗四句一组，一组一意，通俗流畅，平淡自然，是诗人“满口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贺方回乐府序》）的创作主张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