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是从正面提出问题,“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反面展开议论。说明千里马和伯乐的信赖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在韩愈看来,世上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发现人才的人。所以说课文中流露的是作者怀才不遇之情和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的愤懑和控诉。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一开篇就奇峰突起,发人之所未发,点明全文主旨。这句话还包含着一个反题,即“无伯乐,则无千里马”,说明千里马的命运与伯乐的依赖关系。换句话说,就是除伯乐而外没有人能识别千里马。
“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具体地描绘了千里马没有遇见伯乐的可悲的遭遇。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的痛惜之情。
“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这两句揭示了千里马的才能为何被埋没的根本原因。“不知”,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一天能跑千里的马,一顿有时会吃光一石小米。是说才能、本领特殊,食量也特殊。喂马的人不懂得它能一天跑上千里而一般地喂它,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通常数量的喂养,常马吃饱了而千里马远没有吃饱;没吃饱的当然比不上吃饱的,本领自然发挥不出来。这正是说明,千里马喂养不得法,便无法显示它的本领。这一句描述了千里马因肚饥而无法发挥才能的痛苦。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觉得不够,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使文章生动深刻,也表现出作者的愤激。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反而让他面对着千里马不懂装懂,还说“天下无马”。意思是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问题,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千里马,食马者却对着千里马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马。这是作者的讽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立即点明主题,用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结束,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矛盾形成一个高潮。这是韩愈凝聚浓缩手法的结果。
此诗开头两句描绘了得到皇帝宠爱的宫女的得意和欢乐情状。“花枝”喻写灿烂的春光,“凤管”喻指欢乐的歌舞。这两句叙事的角度为班婕妤自己。首句写出班婕妤所见:又一个美人出现在建章宫里。这在她心里,自然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次句写班婕妤所闻:赵飞燕所居的昭阳宫里,彻夜凤箫之声不歇。两句都是客观地平平叙出,实际上融入了班婕妤无尽的失意和孤独,新人的蒙宠和她的被弃损也在暗中作了强烈的对比。
后两句是模拟班婕妤的口气对皇帝宠爱宫女的质问。“双娥几许长”意即打扮得如何美丽?这是对“承恩者”乔装巧扮的讽刺。这两句问得很冷峻,同时又可以看出,所谓婕妤之“怨”并不在夺宠的宫女身上,而在喜新厌旧的汉成帝。在结构上不但突出异军,而且挖掘主题深意,见出诗人见识的高超。倘若班婕妤只是怨君王不来陪伴,或只是怨赵飞燕妖冶惑主,则仅为女人的拈酸吃醋,境界就要大相径庭了。
诗人借抒发失宠宫女的怨愤来抒发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情怀,是“言近旨远”之作。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
上片着重写风水洞中清美的境界。开头两句紧扣题目中“风水”二字落笔,以议论领起全词:“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这是用佛家的眼光观照自然,是对“风水洞”之所以得名的一种诠释。毫无疑问,这是词人接受了佛家宇宙观的一种体现。词人仿佛接触到了“源头活水”由此获得了创作的灵感:“故应为我发新诗。”而后着力写词人在风水洞发现的别具美感的景物:“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这两句扣住了风水洞“流水不竭”、“清风微出”的特点,结合着词人的视觉感受和嗅觉感受,写出了一个藏娇蕴秀、清美绝人的境界,多少也带有“妄意觅桃源”(《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诗)的思想倾向。
下片自抒所感,并写出出洞后所见。“借与玉川生两腋,天仙未必相思。”这两句是想象,是夸张,实际上表达了对风水洞中“水”的极度赞赏,又很有幽默感。以下转到写出洞归来。“还凭流水送人归”一句,承上转下,点出一个“归”字,而且运用拟人手法,把“流水”以至风水洞都写得富有人情味,词人此行的满足和快乐也就见于言外了。篇末两句承上“归”字,写归途中的景物“层巅余落日,草露已衣。”词人通过景物描写,表明己到了傍晚时分,词人白天在风水洞逗留的时间之长,就可想而知了。倘若仔细品味,夕露“沾衣”的话兴许还另有一层深意在。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之三中描写了自得其乐的劳动生活,后半首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该词在模山范水与纪游之外,还隐隐流露出超脱的审美趣味以及对人生自由境界的追求。
全词由游览而至生出归田园的意向,结尾处意蕴深厚,既是情绪流程的归宿,也是词人的终生追求。写景、抒情、议论都是诗歌创作中常见的表现方法,该词将写景、抒情、议论结合了起来,也可以说是词的诗化的一个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