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答苏武书》是一篇创作于西汉时期的散文，作者李陵。天汉二年，李广利率军伐匈奴右贤王，武帝召李陵负责辎重。李陵请求自率一军，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德为其后援，而路按兵不动，致使李陵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苦战之后，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单于遂集中兵力围攻，李陵兵尽粮绝，北面受虏。降匈奴后，曾与被匈奴扣留的苏武数次相见。始元六年（前81），苏武得归，修书劝李陵归汉，李陵以此书作答。 这封信的主旨是为自己的投降行为解脱。信中战斗场面写得极有声色，显然是要说明，当时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己方将帅的不顾大局，武帝处置（诛陵全家）失当，所以，自己投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进而使读者产生同情；此外，屡用强烈对比，如身处异域而怀念故土，以寡兵深入众敌而浴血奋战，苏武持节荣归而自己居人篱下，确实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篇文章，学者多认为系后人伪作。但《文选》中收入，当系选自《李陵集》中，故其写作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汉代。

　　信中战斗场面写得极有声色，是要说明，当时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己方将帅的不顾大局，以及后来武帝处置失当（诛杀李陵全家），所以，他的投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进而使读者产生同情；此外，屡用强烈对比，如身处异域而怀念故土，以寡兵深入众敌而浴血奋战，苏武持节荣归而他居人篱下，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篇文章，学者多认为系后人伪作。但《文选》中收入，当系选自《李陵集》中，所以该文的写作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汉代。

　　前99年（天汉二年），李广利率军伐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召李陵负责辎重。李陵请求自率一军，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德为其后援，而路博德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带着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对数十倍于己方的敌军。苦战之后，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单于于是集中兵力围攻，李陵兵尽粮绝，北面受虏。降匈奴后，曾与被匈奴扣留的苏武数次相见。前81年（始元六年），苏武得归，修书劝李陵归汉，李陵以此书作答。

　　一般说，写应酬诗要受到各种限制，诗人的才情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部《全唐诗》，这类作品所占比例不小，然而可以称得上杰作的却少得可怜。李贺此诗写来身手不凡，素来受人称道。

　　全诗共分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二人联骑造访。第一句指二人所穿的官服，唐代制度，六品、七品官服绿，八品、九品官服青。第二句指坐骑装饰的华贵。接着写车轮声、马蹄声由远而近，隆隆盈耳，韩愈、皇甫湜入门下马，神态慷慨轩昂。李贺从屋里迎了出来，原来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东京才子”，“文章巨公”，指皇甫湜、韩愈。这段实写作者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人物神情俨然可辨，绘声绘色地形容出诗题所规定的内容。

　　中间四句为第二段，着重赞颂二人的学识和文名。韩愈及韩门弟子是中唐文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艺术上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务求奇险。李贺有意仿效韩体，以雄健的笔力，磅礴的气势，概括韩派诗文宏阔雄奇的艺术境界。四句诗说了他们学识的丰富，思想的奇伟，文名的威大，工力的精深。不说满腹经论，偏说胸中罗列满天星斗；不说光焰万丈，偏说天之精气充塞其中；不说声名卓著，偏说声摩空；不说彩笔生花，偏说天无功。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竭力调动神话世界中瑰奇景物来弥补现实世界的贫乏与不足。从这一点上说，李贺此诗与韩愈《调张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锺书认为“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这里牵涉到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艺术中造境之美，是自然景物所没有的，所谓“天无功”而有待于“补”（详见《谈艺录》十五），从中可以领会到李贺诗歌创作力避平庸凡近的创作心理。这四句诗对韩愈及韩派诗文作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自己的处境与抱负。这四句诗有一个共同点，即处处写自己的穷愁失意，如“感秋蓬”、“死草”、“垂翅”，又处处暗示自己不甘没落，向往腾达发迹之日，如“生华风”、“附冥鸿”、“作龙”。其中很大一个愿望是恳请二位名公对自己的困顿援之以手，加以提携，因此，有意识地以自然事物的转折变化，“死草生华风”、“垂翅附冥鸿”、“蛇作龙”，来表达自己迫切希望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求。《唐摭言》卷六说：“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意思说韩愈、皇甫湜具有很高的名望，只要是被他们二人接待和援引的人，也就如同“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原来，唐代文人想要取得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获捷，必须遍诣名公贵人，得到他们的荐引，然后才有成功的可能。韩愈、皇甫湜既有名人的头衔，为人又很热心，二人不待李贺诣见，主动上门看访，李贺在深受感动之后，向他们提出恳求，也就成为本诗一个重要的内容了。

　　就应酬诗而言，此诗在章句、措辞安排上是十分得体的。全诗十四句，前十句以韩愈、皇甫湜的来访为表现内容，体现了对客人的敬重。第二段四句诗承五、六两句“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加以生发，对来客作出很高又很得当的赞颂。最后四句以“庞眉书客”过渡，眉目十分清楚。在向客人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语辞诚恳，不失身份。诗歌的另一特点，就是句法、音调、气势与朝愈诗歌很相象，比喻奇特，想象丰富，尤其“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议论精辟，千古不易，曾使后人为之击节叹赏（见《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语）。

　　这首诗虽然是一气呵成的，但经过精心的构思，感情丰富，跌宕多姿，想象新奇。

　　第一部分

　　（第一段），交代口技表演者和表演的时间、地点、设施、道具，以及开演前的气氛。这部分是下文记叙精彩表演的铺垫。

　　文章以“京中有善口技者”开篇，介绍口技表演者，是本文的一句总说，即全文意在说明这位“善口技者”的技艺之“善”擅长。“会宾客大宴”，点明口技表演者献技的时间和事由：这场口技表演是在一次“宾客大宴”之时；因是“大宴”，故有此盛举。“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指明表演的地点和简单设施，说明这是一个临时演出场所，地方不大。再根据这次表演内容的特点，指出口技表演者是在幕后表演。又将简单的道具一一列出，指明仅有“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以示别无他物，口技艺人的表演主要凭的是他的“口”。最后以“抚尺一下，满座寂然，无敢哗者”，点染表演即将开始时全场肃穆紧张的气氛。这部分除一个“善”字外，对口技表演者不加任何赞词，却处处为其高超技艺张本，造成很强的悬念，使读者料想必有一场精彩的表演。

　　第二部分

　　（第二段至第四段），写表演者的精彩表演和听众的反应。这部分是全文的主体，描写口技艺人所表演的两个场面：一是一个四口之家在深夜由睡而醒、由醒复睡的情形；二是发生在这个家庭附近的一场大火灾的情形。

　　第一层（第二段），写表演一家人深夜被犬吠惊醒的情形，以及宾客对口技表演的由衷赞叹。

　　口技表演由远远听到从深巷中传来的犬吠声开始。然后以一个四口之家作为想像中的“舞台”，使听众的注意力由外景转入内景。先写“妇人惊觉欠伸”，听到犬吠声而醒来，这就拉开了一家人深夜被惊醒的帷幕。再写“其夫呓语”，画面逐渐清晰。又由于“欠伸”“呓语”惊动了幼儿，幼儿“大啼”。至此帷幕大开，相继出现许多声响：丈夫被吵醒，大儿也被吵醒，于是“妇手拍儿声，口中呜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夫叱大儿声”一时齐发，打破深夜的静谧，使口技表演达到第一个高潮。

　　第二层（第三段），写表演一家人由醒复睡的情形，以及宾客的情绪变化。

　　先写丈夫的“声”，并伴以妇人的拍儿声，“渐拍渐止”，给人以时间缓慢推移而声音渐弱的感觉。接着以老鼠跑动偷食、“盆器倾侧”的声音，妇人梦中的咳嗽声，表示夜静更深，全家人又入睡了。这一层，表现一家人由醒复睡的情形，由前一个高潮落入低潮，并为下一个高潮蓄势。

　　第三层（第四段），写表演一场突然而至的大火灾的情形，以及宾客以假为真的神态、动作。

　　开始用类似画外音的手法，以“一人大呼‘火起’”，突然加快节奏。接着写这个四口之家突然遭到意外变故的情形：“夫起大呼，妇亦起大呼。两儿齐哭。”气氛骤然变化。然后内景转为外景，以“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百千犬吠”表现人们的惊恐万状，再以“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表现火势的猛烈和火场的纷乱，又以“凡所应有……不能名其一处也”极言声音之杂乱、逼真。至此，口技表演达到了第二个高潮，即最高潮。

　　第三部分

　　（第五段），写表演结束时的情景。再次交代表演者的道具仅“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与首段相呼应，说明在演出中未增加任何道具，刚才的精彩表演的确是从“口”中发出的。

　　本文记叙了一场精彩的口技表演,读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令人叹服.作者笔下的这场口技表演距今已三百多年,今天仍能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

　　这首诗是男的唱给女的听。

　　“可怜谁家妇？缘流洒素足。”意思是：可爱哟，这是谁家的妇人？就着这河流洗她那白皙的脚。“素足”，这是极富刺激性的意象。古代妇女手足很少裸露，因此“素足”与“素手”、“皓腕”在古代诗文中常成为女性形体美的表征，成为引发男子性意识的触媒。南朝宋代一首民歌就这样写道：“揽裳踱，跣把丝织履，故交白足露”（《读曲歌》，大意为：撩起裙子在徘徊，赤脚手拿丝织鞋，有意教白足露出来）。后来李白也一再在诗中写道：“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越女词》其一）“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浣纱石上女》）还要提起的，谢灵运和李白描写的都是越女，而越女向被认为是少见的美、少见的白（杜甫《壮游》有“越女天下白”之句），同时越中的山水又是少见的秀异，越女在这样的江水中洗“素足”，该叫少年船工如何地神魂颠倒啊。

　　“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由素足的白联想到“明月”的明，然后又以明月代指洗足妇，明月高高出没于云间，是那样引人注目、撩人思绪，但可望不可即啊。“迢迢不可得”表现出了男子对女子爱慕却不可得的焦急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