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起句一开始诗人就为使人心悲的边城慨然长叹,充满了辛酸凄怆。诗篇开门见山点明题意,这在古诗和古乐府中是几乎看不到的。“悲”字是这首诗的诗眼,统摄全诗,也是此诗主意所在。接着,诗人申述了边地使人悲的情景。
首先写边地严寒、人稀、荒芜。“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冰雪像刀子一样割着人的肌肤,大风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冰、雪、风肆虐逞威之地,不寒而栗。“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这设问,十分沉痛,答案不言自喻。
其次写战争给边地人民带来的痛苦。登城远望烽火台,只见边防驻军的战旗在朔风中纷纷飘扬、摇曳、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出征之人,一去不再回头,不思返归。留下的人,多被敌军俘虏,没完没了地哭泣。可见边地人民遭受敌军蹂躏之惨,苦难之深。从征者一去不返,留下的多被俘虏,这是造成“百里不见人”的主要原因。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停的残酷战争,使边地人民痛苦不堪。
最后四句写诗人的愤激之情和怅然感叹。“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这一反诘句流露了诗人强烈的哀怨情绪,表现了诗人对边地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关切。“蓼虫不知辛,去来忽与谘。”蓼虫喜欢吃苦辣的东西,因此说“不知辛”。这两句是说,那些像蓼虫一样长期吃苦而不知什么叫做苦的人,你和他商谈迁徙的事是没有用的。言外之意,战争使人民习惯了,麻木了。这里凝聚了诗人无限的辛酸和悲哀,也流露了诗人对此无能为力的惆怅哀叹的情绪。
这是一首反映边地战争的写实诗。诗人继承了《诗经》与《楚辞》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深刻地反映了东汉末年边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的社会现实。
这首小令是怀古之作,写绍兴福王府遗址的衰败,充满繁华消歇,不胜今昔之感。其表现方法是借景抒情。但曲中并无对景物的精致刻画,也不脱离景物直抒胸臆,而是情随景生,情景紧密结合,句句写景都将作者的联想、幻觉、想象、思考熔铸其中。
全曲运用了三组镜头的特写。第一组特写是起首两句,为府邸的总体印象。一目了然的是遍地沙砾,蒺藜丛生,间杂着开花的野菜。据景实录,光写下“蒺藜沙,野菜花”也无甚不可,但作者显然想得更多更远。他耳边仿佛回荡着当年王府寻欢作乐、宴乐升平的歌吹声,眼前闪现着王公和宫女遍身罗绮、珠光宝气的身影。作者将追想与现实叠合在一起,以“梦断”“香馀”作为两者的维系。“梦”是不用说了,盛衰一瞬,繁华成空,确实就像梦境那样无凭。“香”呢,野菜花倒是有那么一点,将这点微香作为“罗绮”的馀泽,看来就是府中人化为黄土后留给后世的唯一贡献。这一组特写用句内对比的手法,繁华豪奢的昔景使残败荒芜的现状显得更为触目惊心。
第二组特写是中间三句,铺叙了王府园内乱云、老树、夕阳、燕、蛙等现存的景物。这些景物本身是中性的,并非福王府所特有,然而作者在述及时一一加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主观色彩的注入,一是通过刻意的组合,让景物所具有的苍凉共性在互相映衬中得以凸现,如“乱云老树夕阳下”之句。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化用典故来实现,这就是关于燕子和青蛙的第四、五两句。“燕”与“王谢家”的关系,经过刘禹锡《乌衣巷》诗句的渲染,已是妇孺皆知。这里劝“燕休寻”,将园内燕子的忙碌穿梭故意说成是有意识的怀旧,悲剧气氛就更为浓烈。“怒煞些鸣蛙”则化用《韩非子》所载“怒蛙”的典故:越王勾践出行望见怒蛙当道,不禁从车上起立,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它们致敬,因为“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榜样)乎”!在作者看来,如今青蛙气鼓鼓地怒鸣,是为了“恨兴亡”的缘故。这一组特写,正是借景抒情。
第三组特写为六、七两句,着笔于福王府建筑物的遗迹。作品选取“铺锦池”“流杯亭”为代表。此两处当为王府旧日的游赏胜所,但其名也有渊源。据《开成录》:“(唐)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泉先于池底铺锦,王建《宫词》曰‘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只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是也。”据欧阳修《跋流杯亭侍宴诗》,唐武则天曾在汝州温泉别宫建流杯亭。亭以“流杯”命名,显然是王府内“曲水流觞”的作乐需要。如今池里是“荒甃”,亭上是“破瓦”,可见昔日富丽堂皇的府第与园苑,到此时只剩了一堆废墟。这一组特写,更带有“当地风光”的性征。
作者将“游越福王府”的所见不厌其详地分成三组表现,可以解释为他惆怅、伤感、愤懑的步步深化。这一切印象的叠加与感情的郁积,便结出了末句的呐喊:“何处也繁华?”这一句既似发问也似回答,盛衰无常、荒淫失国的感慨俱在其中。
这首小令涉及历史主题,曲调沉郁顿挫,与乔吉其他作品清丽婉美的特点有很大差异。这也体现了乔吉对历史兴替的无限慨叹。
诗人用故设悬疑的手法反映了中晚唐之际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唐朝中央政府对东南四十三州百姓疯狂盘剥的这一事实。
“汴水通淮利最多”,通济渠的开凿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生人为害亦相和”,这里是指运河的开通对老百姓来说,利和害是连在一起的,中晚唐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祸害变得越发明显。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运河成了运输必不可少的渠道,可怜四十三州的百姓一年的劳动果实全都通过这条运河被输往唐王朝的府库,从此陷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此诗虽咏汴河,但揭露的却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诗文由汴河直进船展开议论,既肯定了汴水开通的好处,也鲜明地指出了随之而来的祸害。诗人十分同情劳动人民,斥责了统治阶级利用运河搜刮民脂民膏的无耻行径。
《诗经·周颂》所载《大武》乐章歌诗六首,它们反映的是周朝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叙事上具有纪实性和连续性。六首都有相应的歌舞形态,其首尾系序幕和谢幕,主体部分是中间四段。
《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周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周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大武》六成对应六诗,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及《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楚王之言“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则可确定四篇,另两篇,王国维认为其中一篇即此篇《般》,他并且认为它当是《大武》六成的歌诗,说:“《酌》《桓》《赉》《般》四篇,次在《颂》末,又皆取诗之义以名篇,前三篇既为《武》(指《大武》乐舞,非《周颂》中之《武》篇)诗,则后一篇亦宜然,……至其次第,则《毛诗》与楚乐歌不同,楚以《赉》为第三,《桓》为第六,毛则六篇分居三处,其次则《夙夜》(王氏认为即《昊天有成命》)第一,《武》第二,《酌》第三,《桓》第四,《赉》第五,《般》第六,此殆古之次第,……与《乐记》所纪舞次相合。……《般》云:‘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则与‘六成复缀以崇’(《乐记》中语)之事相合,是毛诗次第与《乐记》同,恐是周初旧第,胜楚乐歌之次第(《左传》所引《大武》之次第)远矣。”(《周大武乐章考》)但高亨认为王氏之见过于相信毛诗篇次,他确定《般》是《大武》四成的歌诗,指出从诗中所述,表明“周朝广大的疆土,有小山大山,有小河大河,普天之下包括当时的边疆,都遵奉周朝的命令,很明显是中国统一的景象,是征服南国后的景象”,既然“诗的内容和《大武》舞第四场所象征的故事如此相符合,那末《般》篇是《大武》舞第四场所唱,是《大武》诗的第四章,也是很明显的”(《周代大武乐考释》)。
《大武》四成的舞蹈是表现周公东征平乱、至于江南的事迹的。作为《大武》四成的歌诗,《周颂·般》和《周颂·武》一样,是四言七句,语言虽然非常简练,但是用了“高”“乔”“敷”“裒”等表示空间之大的字眼,用了最能体现空间感的山峰河流来实化这种象征、隐喻周室伟大的空间之大,便具有一种雄浑的气魄,体现了圣王天下一统的恢宏之势。
起首一句“於皇时周”,就是在赞叹周朝。因为周代既是第一个以“华夏”自称的朝代,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孔子所终身向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礼乐之邦的完美典范,因而,后世在读到和用到这些含有“周”字的古文时,就可以直接将周王朝代入为是属于中华民族共有的国度风范。
“陟其高山”,登上了高山。巡视四海,自然要登山临水,祭拜天地。置身高岗,看到的是“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两句形容的场景是:俯瞰群山,仰望岳峰,眺望百川,汇于一脉,俯仰天地之间,山河尽收眼底。这是属于王者的格局,这是巡视河岳的眼界,这是颂诗吐纳的气势。
正因为有了这俯仰之间气势如虹的胸襟与豪情,所以才有最后的升华之句:“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这是在说明天下的归心与时局的顺遂,也是说国家的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周颂·般》作为《周颂》诗里的最后一篇,虽短小精悍,却气韵冲天,势比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