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咏春天的词，但不是一般对春天的赞歌，词人在歌咏阳春烟景的同时，还流露出了作客他乡的飘零之感，在较深层次上，还含有对青春老去的喟叹春老去的喟叹。
上阕四句七言，很象是一首仄起首句入韵的七言绝句，不仅平仄相合，后两句的对仗也极为工整。范成大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写的绝句《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见钱钟书《宋诗选》中范成大简介）。这首《鹧鸪天》的上阕，就很像是《田园杂兴》中的绝句，也带有意境深刻，不重词采，自然活泼，清新明快的特点。不同的是，这首词的上阕舍弃了作者在《田园杂兴》中融风景画与风俗画于一体的笔法，而侧重于描绘庭园中的自然风光，成为独具特色的一幅风景画。
既然是画，就必然要敷色构图。起句“嫩绿重重看得成”，就以“嫩绿”为全画敷下了基本色调。它可以增强春天的意象，唤醒读者对春天的情感。“看得成”（“得”一作“渐”），即指此而言。当然只有这第一句，还不成其为画，因为它只不过涂了底色而记。当第二句“曲阑幽槛小红英”出现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一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构成了整个风景画的框架；二是有了色彩的鲜明映衬；三是有了一定的景深和层次感。“曲阑幽槛”，把画面展开，打破“嫩绿”的单调，增添了曲折回环、花木幽深的立体感。“小红英”三字极端重要。这三个字，不仅增强色彩的对比和反差，重要的是，它照亮了全篇，照亮了画面的每个角落。画面，变活了；春天的气氛变浓了。正可谓“一字妥贴，全篇增色”。“小”字在全词中有“大”的作用。“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咏石榴花》）范成大此句正合王诗所说。
“酴醿架上蜂儿闹，杨柳行间燕子轻”，是对仗工整的两句，它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嫩绿”、“红英”之中引开，放在蜂闹燕忙的热闹场景。如果说，一、二句两句是静止的画面，那么，有了三、四两句，整个画面就动静结合“酴醿”，又作“荼，俗称”佛儿草“，落叶灌木。”蜂儿闹，说明酴醿已临开花季节，春色将尽，蜜蜂儿争抢着来采新蜜。“杨柳行间燕子轻”极富动感。“蜂儿闹”，是点上的特写：“燕子轻”，是线上的追踪。说明燕子在成行的杨柳间飞来飞去，忙于捕食，哺育乳燕，上阕四句，有画面，有构图，有色彩，是蜂忙燕舞的活生生的风景画。毫无疑问，词人对这一画面肯定注入了很深的情感，也反映了他的审美情趣与创作思维。但是，盛时不再，好景不长。春天已经结束，词人由此引起伤春而自伤之情。
下阕，笔锋一转，开始抒写伤春自伤之情。换头用了两个短句，充分勾勒出感情的变化。“春婉娩”，春日天气温暖然而也近春暮，这是从春天本身讲起的；而“客飘零”，是从词人主体上讲的。由于长年作客在外，融和的春日固然可以怡情散闷，而花事渐阑、萍踪无定，则又欢娱少而愁思多了。
为了消除伤春自伤之情，词人面对“残花”，借酒浇愁，时间已经很久，故曰“残酒”。醉中或可忘记作客他乡，但醉意过后，忧愁还是无法排遣。“一杯且买明朝事，送了斜阳月又生。面对此情此景词人感到无可奈何，只好又继续饮酒，企盼着在醉梦之中，打发掉这恼人的花月良宵，迎接新的一天，以忘却伤春之情与飘零之感。“送了斜阳月又生”，结尾以日落月升、写时间流逝，春色难留，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
此篇虽写伤春自伤之情，抒发客居飘零之感，但有情景交融的画面，有沉着豁达的性情，读起来仍使人感到清新明快，与一般伤春之作不同。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