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赞颂了隐居生活的安逸恬适。起首两句即道明因现实社会中布满险恶，遂隐居山林过着闲适若仙的生活；紧接着以“诸葛茅庐，陶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鼎足对，具体显示隐居的优越性；在列举事实之后，作者更概括诸葛亮、陶渊明、张翰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这正是隐者的精神风貌；结句“任年年落花飞絮”与首句“荆棘满途”相对比，突出了隐居是明智的选择。全曲语言流畅自然，用典朴直。
曲子开篇，作者便直接抒发归隐的缘由，及对隐逸生活的神往。“荆棘满途”，道破了作者对仕路风波之险恶、人事繁复之多艰的无限感慨，人生旅途，苦恼已多，回首时路，荆棘密布，举步维艰，时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唐李白《行路难三首》）的痛苦与无奈。现实生活已然险恶，如履薄冰，还是回归田园山林，去到“蓬莱闲住”，寻求隐居生活的无限安静与祥和，乐得逍遥。于此，作者对比了现实与隐居生活的两种境界，既突出了现实生活的世逼事危，又彰显了园田林下生活的安闲自得，作者的生活选择已然不言自明。
由“蓬莱”一词过渡而来，作者很自然地引出“诸葛茅庐，隐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诸葛亮、陶渊明、张翰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事迹是享誉士林的。作者借三位隐逸名士作比，紧扣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生活状况，具体描述了他们的品貌风格：诸葛所居草庐，陶潜之松菊做伴，张翰家乡的土产莼羹鲈鱼。此处描写亦虚亦实，既可视为虚写前贤往事，亦可看做作者本人安贫乐道生活情趣的实叙。且为了这份久违的自在逍遥，心灵放逐，作者又直抒胸臆：“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表明心迹决不随波逐流，追名逐利，永葆高洁清雅之隐逸风度。一任其花谢花飞，春来春去，作者誓将那份淡薄与闲适的隐逸生活进行到底。此处曲已尽，情未了。作者因现实之无情与冷漠，回归隐逸，自适安然，看似平淡，亦满含无奈与辛酸。
整首小令格调从容自然，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归隐情怀相得益彰。尤其在使事用典上，妥帖自然，作者以淡雅的草堂庐舍，味美的莼菜鲈鱼，傲岸的青松，迎霜吐艳的黄菊，描述了隐士身之所居、口之所食、目之所及的生活画面。同时，小令中用典，既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深情委婉的抒情方式，于此可谓将用典发挥到了极致。
这是一首秋夜不眠夜行的小词。
起句“不寐倦长更”中“不寐”二字异常醒目，耐人寻床，是全词的根。“倦”字借“不寐”自然生发出来，揭示出因无眠而生倦怠的逻辑关系，可以想见词人心绪的烦闷了。第二句又从时序上因承上句，貌似平谈，却是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过渡。第三、四两句，笔锋一顿，停留在出门所见所感上面。“月寒”句在点明季节之余，更以“寒”、“冷”二字借物传心，将心中抑郁愁闷之情隐隐带出，是这首词重心所在。最后一句着笔于月寒竹冷，被疾风拍打的窗户在深夜回想，以景结情，自然收束，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妙笔。
此词是典型的即景即情之作。全诗尽透作者的愁苦之情，夜不能寐更添几番寂寥之意，风呼啸体现了作者的一路坎坷，寒月凄凄，心中的苦闷只有随秋竹落落归寂罢了。
这首小词写逆旅中寒起，对景生情，流露出旋归故里时的无限欣慰和由衷愉悦。
文廷式在清末帝、后两党的斗争中，是坚定地站在“帝党”一边的，他支持光绪新政，多次上疏弹劾李鸿章等人，终于陷入了“群小侧目，中以蜚语，忧伤憔悴，自戕其生”(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的绝境。光绪二十二年(1896)，早已对文廷式恨之入骨的慈禧太后下诏，将廷式革职，并称“永不叙用”。这首令词当是文氏被解职归里时的途中所作。
词的上片全无一丝沮丧和凄凉。一个志图报国却被剥夺了参予政事权利的人，能做到锐志不减、锋芒不藏，不计较个人荣辱，泰然处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在风波险恶的“畏路”之上，不自以为难，甘于淡泊清苦，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勇气，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就中见出文廷式坚韧不拔的济世报国之忱。畏路，亦作畏途，指险情丛生的路途。《庄子·达生》：“夫畏涂(途)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不亦知乎！”“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局势，实不亚于《庄子》中的描述。变法失败之后，文廷式曾逃亡日本，否则恐难免死于非命。绳床，即胡床，这里借指旅舍中床铺之狭窄。鸡鸣风雨，语出《诗·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后世往往以风雨鸡鸣喻指险恶、严峻的社会环境。上片三句情由景生，格随情迁，慷慨苍劲之中见出作者心境人格。字少而意多，歌短而情长。
下片前两句，写眼前景物：秋气清凉，草木凋零，回首日前经过之渡口，被淡烟雾霭所遮蔽；江对岸青山渐暗，一片晚霞将落。衰草凄迷，着一“黄”字；残照山色，拈一“入”字，皆见作者炼字创意之匠心，其感受是独特的。秋草夕阳，又不禁使人联想起思归，因古人多以青山和夕阳以衬托归隐。如陶渊明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天净沙·秋思》)；还有明杨慎《临江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凡此等等，不胜枚举。“秋草”句写回顾来路，渐行渐远，亦含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之意，“夕阳”句言举首前程，家山在望，流露出一种暂时解脱的藉慰和欢愉，其心境颇类于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所描写的那样：“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所不同的是陶诗解脱得似更彻底，而文词则欲脱而不忍，心情十分复杂。尤其是最后的一句，原词作者自注谓“用山巨源语”，意蕴更是深奥。山巨源，即山涛，晋“竹林七贤”之一。《晋书》中说他“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住宿，涛夜起蹋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此后不久，曹爽等人谋夺司马懿权，被诛，并灭三族。(详《三国志·魏志·曹真传》)山涛在大事变前已有预感，远身避祸，并劝其友石鉴不要厕身其间，即是所谓“无事马蹄间也”。文廷式在词中借用这个典故，暗点出自己为李鸿章等人构陷，不得已而乞假南归的心情，同时，尾句与首句相呼应，写出了当时政治局势之严酷。
小词虽是在特定环境中有感而发，却又深含着普遍性的人生哲理，其中的坚韧精神和进取意识也足以使人感奋。朱孝臧评文词之“拔戟异军”、“兀傲故难双”，于此可见到一点消息。
这篇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作者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人情人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全文先叙事，后就事生论，层次清楚、平实自然，语言简洁朴素，感情淳厚真实，寓忧愤于沉静，顿挫而不失淡泊。
文章既为《东轩记》，当然要先写东轩的建造。为些，文章先写到职后面临的困境。刚到筠州，大雨成灾，“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这些话语，以及暂借部使者府居住等，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刚到住所时的狼狈。既而事情一转，写建东轩，且“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以上写东轩建造的缘起和过程，其中重点反而是初到筠州时的一场水患，实以此曲折写出了贬谪之苦。
时正推行新法，“市易法”即其中之一。作者始来筠州印想借东轩以宴休，可见对推行新法不是积极态度。然而这个工作“旧以三吏共事”，此时别二人又“适皆罢去”，俗务丛集于一身，这段逐日繁忙的景象，描写颇生动，当是切身之体会。文章把这与东轩的辟建和闲置相纠结，以“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收束，字里行间带着丝丝缕缕的悲切酸楚。
文章从第二段起转入议论。作者将文思宕开，议论起了古代的颜回。过去自己曾有一种想法，以为颜回即使“抱关击柝”，也不致如此困窘，又不妨碍学问，何至自苦如此。既而言到筠州后吏事冗杂，根本不能做学问，才悟出颜回何以甘心贫窭。接着写到人生追求有层次，未得道前或以“子女玉帛”为乐，既得道后就变成了精神追求之乐。而自己今天却无暇读书，这对一个学者文人来说才是更大的痛苦。最后写今日的愿望。像孔子那样能上能下，对自己的地位一无所顾，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今日所希望的不过是放我回乡。然而连这一点恐怕也难以实现，表现了此时精神的痛苦与消沉。
综上可见，《东轩记》虽然是为东轩建造而作，实际是反映被贬后的处境和心情。这篇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迂余委折、文笔含蓄。园亭记多写宴休之乐，该文却是写被贬后的消沉和愤懑。文章落笔便见高潮，写始来筠州无以为家的窘状。后建起东轩，本以为可得“宴休之所”，不料吏事繁忙，又使自己无暇宴休，文笔曲折，且含蓄地表现了被贬小吏的酸辛和对推行新法的厌倦，议论部分也是如此。先由不理解颜回何以箪食瓢饮的清苦写起，再写今日始知幻想俗事缠身而不害于学的天真。最后由赞孔子无论高下“无所不可”转而写到自己唯愿还乡。文章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含蓄地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