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词人在旅途思人时写下的作品，与《踏莎行·燕燕轻盈》作于同时。可以将这两首词看做是姊妹篇，一为在舟中触景生情而作，一为感梦而作，不过所思者同为合肥姊妹。此篇辞藻华丽，所表达的情感非常真挚。
起首三句写当地实有之物，咏当地曾有之事。然所云“绿丝”，却非眼中之柳，而是心中之柳。因为江南虽属春早，但正月初头决不能柳垂绿丝，惟青青柳眼，或已依约可见。故首句因青青柳眼而想到垂垂绿丝，而念及巷陌多种柳的合肥。引起怀人之思此因柳起兴，而非摹写实景，但也不是凭空落笔；金陵自古多柳，南朝乐府《杨叛儿》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是其明证。“鸳鸯浦”，江边船泊之地。以鸳鸯名浦，不仅使词藻华美，亦借以兴起怀人之思。
“想桃叶、当时唤渡”，明点所思之人。桃叶是东晋王献之的妾。献之曾作歌送桃叶渡江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此借指合肥情侣。古桃叶渡在金陵秦淮河畔，也是本地风光。见渡口青青杨柳，想前朝桃叶典故，再“北望淮楚”，益动怀人之思，这是非常符合生活逻辑的。“又将愁眼与春风”一句，又回到柳眼，与起句“绿丝”相呼应。这一句有两重含意：愁人所见的柳眼，自然也成为“愁眼”；春风乍到，柳眼欲绽还闭，恍似含愁。王国维曰：“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这是一种移情作用。词人此处所云之愁，盖寓柳可再见而人难重觅景物犹在，情事已非之恨也，故着一“愁”字，可见含蓄得妙。“待去；倚兰桡，更少驻”，先是一纵，继而一收，波折顿生，感情极其婉曲。白石此番到金陵本是路过，所谓“解鞍少驻初程”（《扬州慢》）；但此行一路所经，以金陵距合肥为最近，一经解缆，即将愈驶愈远，故而情势上是“待去”，而行动上则是“少驻”。其心之痴，其意之苦，其情之深，其思之切，虽未明言，已然“尽在不言中”了。这几句刻画极其之细，心理极其微妙。
过片“金陵路”句又一提顿。自然界的“莺吟燕舞”，于此尚非其时，所指的当然是秦淮佳丽的妙舞清歌。词人北望淮楚，心系伊人，在想象中，“金陵路”遂幻化为合肥杨柳依依的巷陌，眼前的“莺吟燕舞”也幻化为他魂牵梦萦的往日情人（白石于前一日所作《踏莎行》有“燕燕轻盈，莺莺娇软”，似与此有关）。然回首处已是前缘不再，旧俗难逢了。“算潮水、知人最苦”，着力一跌，与上句若不相承，一金陵一波上，空间不同；一欢乐，一悲苦，悲欢异趣，这是白石词中的一种暗线结构。“最苦”二字，用语最明白，最平淡，写其此际心情亦最深刻。“此恨谁知”？有“潮水”知。盖此时词人“小舟挂席，容与波上”，唯与潮水为最近。此“潮”，是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潮打空城寂寞回”之潮。它阅历千百年业事沧桑，无所不察，无所不知。词人认为唯潮水能知其“最苦”处，亦兼以潮声呜咽，好像与自己交流心声。一“算”字亦非虚下，其意即“算唯有”，包含了除此以外别无知他心者之意。但“潮水”是词人给予人格化了的自然物，然则当前真无知他心之人矣！托喻微妙，感慨亦深。“满汀”一句推想将来。
此行千里依人，而此时小泊金陵，行将东边，去心心相系之合肥亦将日远，归计难成，故曰“不成归”。“汀”指江中小洲，写舟中所见：“芳草不成归”，用《楚辞》含思凄恻，离散之愁，漂泊之感，一时毕观。结尾三句，衬足“苦”字。“日暮”二字，依律为短句叶韵，连上读；然依文意当属下。天已向晚，暮色四合，然心中惘然，今宵移舟何处？此化用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而又有所不同。
“向甚处”，此问非问，乃表现心中惘然若有所失的神态。盖虽小驻，为时亦已无多，势成欲不去而不能，欲去又不忍，徘徊回顾，有不知身寄何处之概。无限痛楚，均注于词意转折之中，神情刻画之内。
张炎称姜白石等数家之词“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词源》卷下）。这首词怀念合肥情侣，以健笔写柔情，托意隐微，情深调苦，而又格高语健，空灵清远，读后但觉清空骚雅，无一点尘俗气。此词为小令，然布局与慢词相似，在有限的五十八个字中，笔意纵横，繁音促节，回环往复，曲折多变，令人一唱三叹。
“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街西紫牡丹。”开头写残春时节，富贵之家趋之若鹜争相观赏牡丹。唐代京城长安有一条朱雀门大街横贯南北，将长安分为东西两半。街西属长安县，那里有许多私人名园。每到牡丹盛开季节，但见车水马龙，观者如堵，游人如云。诗作选择“长安”、“街西”作为描写牡丹的背景，自然最为典型。作者描写牡丹花开时的盛景，只用“春残”二字点出季节，因为牡丹盛开恰在春暮。作者并没有着力写紫牡丹的美，甚至没有对紫牡丹的形象做任何点染，单从“豪贵”对她的态度着笔。豪贵们耽于逸乐，“无日不看花”，桃杏方尽，牡丹又开，正值暮春三月，为“惜春残”，更是对牡丹趋之若鹜。以争赏之众，衬花开之盛，“惜春残”一笔确实收到了比描写繁花似锦更好的艺术效果。次句“争”字用得很妙，不但暗示了牡丹的姿色绝伦，而且突出了赏花者的迷狂之态。
以上使用侧面描写，着意渲染了紫牡丹的名贵。看似与题目无关，实则为后面展开对白牡丹的描写作了有力的铺垫。“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一个“别”字，引出了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玉盘，冷露，月白，风清，再加上寂静无人的空园，与上联描写的情景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对白牡丹的形象刻画虽只是略加点染，但显然倾注了作者满心的爱悦和同情。用“玉盘”形容盛开的白牡丹，生动贴切。月夜的衬托和冷露的点缀，更增加了白牡丹形象的丰满。“承露冷”三字描写花的状态，既是实写夜色中白牡丹花承受着冷露的润泽，更是着意表现白牡丹冰清玉洁的品质。惟其不以秾艳撩人，自甘素淡，方显高雅脱俗。作者正是通过对紫牡丹和白牡丹这一动一静、一热一冷的对照描写，不加一句褒贬，不作任何说明，而寓意自显。为豪贵所争赏的紫牡丹尽管名贵却显得庸俗，相反，无人看的白牡丹却超尘脱俗，幽雅高尚，给人以冰清玉洁之感。诗人对白牡丹的赞美和对它处境的同情，寄托了对人生的感慨。末句“无人起就月中看”之“无人”，承上面豪贵而言，豪贵争赏紫牡丹，而“无人”看裴给事的白牡丹。即言裴给事之高洁，朝中竟无人赏识。诗题中特别点出“裴给事宅”，便是含蓄地点出这层意思。
全诗通过紫、白牡丹的对比，赞美白牡丹的高洁，以花衬人，相得益彰。短短的一首七绝可谓含意丰富，旨趣遥深。可以说，在姹紫嫣红的牡丹诗群里，这首诗本身就是一朵姣美幽雅、盈盈带露的白牡丹花。
这是一首题画诗。诗的前两句是对“大树”的形象及其环境的描绘，比喻国破家亡，环境恶劣；后两句写画中人的活动，意喻诗人面对当时的生活境遇，有不堪回首之感，但仍要随时屈伸，继续坚强生活下去。全诗感情深沉含蓄，但不艰深晦涩；语言平易明畅，却流露出不屈的气慨。
诗的一二句是对“大树”的形象及其环境的描绘。首句描写大树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风号大树中天立”，在狂风怒号中，大树中天而立，任凭狂风呼啸，仍就岿然不动。次句描绘环境、交代背景，“日薄西山四海孤”，这是日暮时分，夕阳西下，暮色苍茫。这见出环境的险恶，处境的孤危，更见出大树的强劲、兀傲。环境与大树成反衬关系，风之“号”更显出大树“立”的强度，“四海孤”更显出大树的挺拔，不同寻常。这两句既是写树，也是在写人。“风号”是比喻清兵入主中原，明朝灭亡，环境相当险恶。“日薄西山”象征江河日下的明朝的命运，当时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还存在着一些南明小朝廷，但国运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诗人表明要像大树一样独立中天，仍然要不屈不挠，独立自主，保持自己高尚的民族气节。
结尾两句写画中人的活动。“短策且随时旦暮”，写画上大树下扶杖独行的老人，这老人即作者自身的写照，他面对当时恶劣的生活境遇，表示要随意而安，继续顽强地生活下去。这是用老人从正面衬托大树。末句“不堪回首望菰蒲”，“不堪回首”即诉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给诗人带来的精神上的极大痛苦。“菰蒲”这里是比喻那些意志薄弱，屈膝仕清的人，这是以软弱的矮小的水草从反面来衬托在狂风中傲然挺立的大树。这末句的感慨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当时的遗民中，不少是此种心境，虽然消沉了一点，缺少那种抗争的力量，但处于污泥而作不染之想，这样的操守，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此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心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阙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
千古风流人物既被大浪淘尽，则一己之微岂不可悲？然而苏轼却另有心得：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接下两句切入怀古主题，专说三国赤壁之事。“人道是“三字下得极有分寸。赤壁之战的故地，争议很大。一说在今湖北蒲圻县境内，已改为赤壁市。但今湖北省内有四处地名同称赤壁者，另三处在黄冈、武昌、汉阳附近。苏轼所游是黄冈赤壁，他似乎也不敢肯定，所以用“人道是“三字引出以下议论。
“乱石”以下五句是写江水腾涌的壮观景象。其中“穿“、“拍“、“卷“等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江山如画“是写景的总括之句。“一时多少豪杰“则又由景物过渡到人事。
苏轼重点要写的是“三国人郎“，故下阕便全从人郎引发。换头五句写赤壁战争。与人瑜的谈笑论战相似，作者描写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也是举重若轻，闲笔纷出。从起句的“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视线不断收束，最后聚焦定格在人瑜身上。然而写人瑜却不写其大智大勇，只写其儒雅风流的气度。
不留意的人容易把“羽扇纶巾“看作是诸葛亮的代称，因为诸葛亮的装束素以羽扇纶巾著名。但在三国之时，这是儒将通常的装束。宋人也多以“羽扇”代指人瑜，如戴复古《赤壁》诗云：“千载人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苏轼在这里极言人瑜之儒雅淡定，但感情是复杂的。“故国“两句便由人郎转到自己。人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苏轼从人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自己坎坷不遇，故有“多情应笑我“之句，语似轻淡，意却沉郁。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是一介悲悲戚戚的寒儒，而是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所以他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哀后，不是像南唐李煜那样的沉溺苦海，自伤心志，而是把人瑜和自己都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之中进行观照。在苏轼看来，当年潇洒从容、声名盖世的人瑜现今又如何呢?不是也被大浪淘尽了吗。这样一比，苏轼便从悲哀中超脱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苏轼在与人瑜作了一番比较后，虽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功业无法与人瑜媲美，但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普遍命运，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了这样深沉的思索，遂引出结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正如他在《西江月》词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尊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其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这种超然远想的文字，宛然是《庄子?齐物论》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他以此保全自己的岸然人格，也以此养护自己淳至的精神。这首《念奴娇》词及其作于同一时期的数篇诗文，都为我们透示了其中的端倪。
此词自问世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誉之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贬之者如俞文豹《吹剑续录》所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幕士的言论表面上是从演唱风格上区分了柳、苏二家词风的不同，但暗含有对苏词悖离传统词风的揶揄。清代更有人认为此词“平仄句调都不合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朱彝尊《词综》并详加辩证，亦可谓吹毛求疵者。
《念奴娇》是苏轼贬官黄州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元丰二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闲职，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此词为其代表。
《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咏赤壁，下阙怀人瑜，并怀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阙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阙着重写人，借对人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人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人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用豪壮的情调书写胸中块垒。
诗人是个旷达之人，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首词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词中虽然书写失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跟失意文人的同主题作品显然不同。词作中的豪壮情调首先表现在对赤壁景物的描写上。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人瑜的英姿与功业无不让人艳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