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真切地表达了乾道初年作者的处境和心情。一个爱国志士，雄心勃勃要报效国家，却不为世所用，内心实在是痛苦的。在寿筵席上，作者对赵介庵寄托了极大的希望，赞扬赵介庵才华出众，期望赵介庵把无边的春色带给人民。这无边春色，就是抗战胜利，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西北洗胡沙”的思想，在这首曲子词里是锋芒独见的。这是其辛弃疾文人墨客逢场作戏写的那些一味颂扬的祝寿词，所不能比拟的。辛弃疾用神采飞驰的笔触，表现了自己豪迈的心情，情绪是乐观的，笔调是高昂而委婉的，大体上可以代表辛弃疾早期词的风格。

　　上片赞颂赵介庵，下片陈述自己的报国宏旨。

　　首句“千里渥洼种，名动帝王家。”“渥洼”，水名，在今甘肃省安西县，是产千里马的地方。据《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上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作者以天马喻赵介庵人才非凡，声名惊动了朝廷。礼下于人，必有所求。雄心壮志受到压抑的辛弃疾，欲求得人家举荐的心情，不言自明。

　　“金銮当日奏草，落笔万龙蛇。”说赵介庵给皇帝掌理过制诰诏书，颇有文采，落笔万言，如走龙蛇。在这里作者隐约表示希望能得到举荐之意，但不直叙，可谓苦心孤诣，措词颇费踌躇。

　　“带得无边春下”，是说赵介庵能赐福于人民，把春天般的温暖带来人间。“等待江山都老”，指岁月流逝，照应下文：“教看鬓方鸦。”说赵介庵青春长驻，鬓发还象乌鸦羽毛一样乌黑。另方面也隐含着自己要为国家作一番事业，盼望已久，江山都等老了的意思。接着，“莫管钱流地，且拟醉黄花”。作者把赵介庵比作刘晏，唐代刘晏管理财政、赋税、盐铁等，使水陆运输畅通，物价稳定，曾说“如见钱流地上”。这里是说：你象刘晏那样会理财，使江南富庶，如钱流遍地，席间且不管这些，还是痛饮赏菊吧！作者有求于人，婉转陈情，露而又收，真是达到挖空心思的地步了。

　　下片，开头几句：“唤双成，歌弄玉，舞绿华。一觞为饮千岁，江海吸流霞。”双成、弄玉、绿华，都是古代传说中能歌善舞的仙女。双成，即董双成，为西王母侍女；弄玉，秦穆公之女，据《列仙传》载：“箫史者，秦穆公时人，善吹箫。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弄玉日就箫史学箫作凤鸣，感凤来止，一旦夫妻随凤飞去。”绿华，即萼绿华，据《真诰"运象篇》：“南山人，青衣，颜色绝整。”流霞：仙酒名。据《论衡"道虚篇》记载：“河东项曼斯好道学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曰：‘去时有数仙人，将我上天，离月数里而止。居月之旁，其寒凄怆。口饥欲食，辄饮我流霞一杯。每饮一杯，数月不饥。’”这几句接上片，意思是说，欣赏着美妙歌舞，敬赵介庵一杯美酒：望你象倾江倒海一样痛饮，祝你长寿。这些均系作者即席所见，无关宏旨。

　　重点落笔：“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这二句从杜甫《洗兵行》：“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脱化而出。意谓要派壮士手挽天河，用滔滔的仙浪去冲刷西北地区的胡沙。弦外之音，皇帝要出兵北伐，驱逐金人，洗净中原大地膻腥的胡沙。国难当头，志士献身，有意报效国家，是作者的真正用心。辛弃疾向这位有权有势接近皇帝的大人物赵介庵，把自己的志愿提出来，希望漕介庵能在皇帝面前保举自己。这是作者所神往的壮丽事业，也是这首词的真正的意旨所在！

　　“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又是一句美好的颂扬话。“日边”当然是指皇帝的身边，说赵介庵在人们“回首”之间，就能到皇帝的身边，人们会钦羡地望着漕介庵乘坐飞车消逝于天地云间。那喻意是不言自明的；你赵介庵他日到皇帝身边述职时，不要忘了替我这远离“日边”的人美言几句，把我报国的雄心壮志好好转达啊！

　　这首诗首联“五剧车声隐若雷，北邙惟见冢千堆”五剧：道路纵横、四通八达的地方，指京城繁华的街道。卢照邻《长安古意》：“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秦控三市。”隐：盛大，形容声音宏大。北邙：山名，在河南洛阳东北，汉魏王侯公卿死后多葬于此。古代诗文常以北邙泛指墓地。冢：坟墓。千：言其数量很多。下笔即写“都门”景象。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达官贵人的车轮滚动之声犹如隆隆雷声。北邙山上荒坟满布，一片萧索凄凉。由上句可见家门贵族名声显赫，趾高气扬，洋洋得意。下句写他们的没落衰败，最终不过是家中枯骨，留下一个个冷落的荒坟。在两个场面的对比中，说明好景不长，繁华如梦，得意一时，而今安在？在如实的平平叙写中，隐含着对权势人物的藐视、鄙视和嘲讽。

　　颔联“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千绕郭来。”写登楼所见自然景色。给都城涂上一抹殷红的夕阳，好像规劝客居异乡的游子珍惜时光，及时去登楼远眺，欣赏黄昏时的短暂美景。登上城楼，放眼望去，只见山光暮色围绕城郭而来。千气迷漫天空，笼罩大地。诗人见景生情，感慨万千。夕阳西下，使诗人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感。“登楼”，吻合王粲《登楼赋》的“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但登楼也不能销忧。夕阳将坠，残千来临，良辰易逝，美景短暂，愁心不展，悲情难消。此联写得舒缓沉稳，而浓情深慨已含蕴其中。

　　颈联“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只买白杨栽。”突出表现诗人的愁思。诗句说：我太贫寒了，而且流落异乡，无依无靠。我愁苦的事太多了，很想买些白杨栽种，让它在千风中的萧萧声来代替我不断诉说吧。“寒甚”句化用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说自己的孤独愁苦超过杜甫诗中的佳人。这是采用“加一倍”写法，使诗意推进一层，使思想感情的表达更有力度。诗中“白杨”，是一个传统意象，源于《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遥望北郭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白杨是一种肃杀悲凉景物，它萧萧作响，悲声呜咽，用以引起游子的愁苦情怀和思乡意念。诗人故意要于居处多种白杨，意在强化并强调他的忧思愁情。

　　尾联“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诗人诉说个人愁苦后，进而想到自己的家人。于是转笔写到：深千了，全家人都在萧瑟的千风中颤栗。九月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但因家境贫困，御寒的衣服还无法准备。《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授衣：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做。）此联勾画出诗人全家所处的困境，抒写他无力养家的辛酸，是生活的真实再现，无限凄楚，感人至深。诗句反映了无数潦倒文人的共同遭遇，使人想到科举时代落拓书生的可怜。它是对不合理现实的揭露，是向“太平盛世”发出的强烈控诉。它既是悲叹之声，又是不平之鸣。

　　全诗扣住题日，围绕中心，但又无局促拘囿之弊，诗人先写“都门”景象，近观是高车宝马，远眺是北邙荒冢。次写登都门城楼所见，引出“千”，展现出千天的夕阳，千天的山色，笼罩城郭的千光千气。颈联写出自己的愁“思”，无修竹可倚，有白杨可栽。最后由自身想到家人，他们正在千风里瑟缩呻吟，寒苦无衣，将“思”拓展。由近及远，由此及彼，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全诗在一定的框架中又能直吐胸臆，自然流贯。朴实无华，浑然成章。

　　此诗景中寓意，景中含情，意蕴丰富，感情真切。首句“五剧车声隐若雷”，既写出了都市繁华，权贵声势，又反衬了诗人的穷愁潦倒，再接以“北邙惟见冢千难”，景象又转为冷落凄凉，符合千日气氛和情调。颔联的夕阳残照，大有人生迟暮、时不待我的惆怅与惶惧。“山色将千”，环绕一片衰飒之气，透露时代氛围。颈联的修竹、白杨，都显出清冷与萧瑟，与诗人的心情相契合。尾联的九月“风声”，阵阵劲吹，令人寒栗，令人难以忍受，甚至要发出呼号与诅咒了。何况衣裳毫无着落，尚未剪裁呢。情绪愈演愈烈，悲不自胜。它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这是一首咏写钱江潮的作品，叙写江潮如雷似雪，有声有色，十分壮观。全诗可以分为观潮前与观潮两部分。

　　诗的前四句写观潮前。“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未见江潮，先闻其声。潮声巨大，犹如雷震，并臣震动百里。首句五个字渲染出江潮的磅礴气势。诗的起句先声夺人，很有力量。“鸣弦暂辍弹”描述县令暂停公务前往观潮，字面上却以“鸣弦辍弹”出之，巧妙地造成以弦声反衬潮声，使读者感到在江潮的巨大声势下，弦声喑哑了。这句暗用孔子弟子宓子贱任单公县县令时，鸣琴不下堂而把县城治理好的典故，称赞颜钱塘善理政。“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写县衙门内连骑涌出，急速赶到江岸上观潮，进一步渲染气氛。

　　诗的后四句直写观潮的景况。诗人仍不写涨潮，而是以“照日中云迥，浮天渤澥宽。”两句描绘钱塘江潮到来的壮丽景象。但诗人仍不是直接写潮，而用日光、中云、天空、大海烘托。上句以中云迥衬托江潮远远而来，下句借浮天渤澥反映潮的浩阔，充分地表现出大潮澎湃动荡的伟力。接着诗人向读者描绘出涨潮的壮观画面：“惊涛来似雪”，惊涛骇浪排空而来，如万马奔腾，潮水卷起的浪墙似一道突起的雪岭，铺天盖地而来。画面气势宏大，雄奇无比。结句“一坐凛生寒”是又一次衬托，用满座观潮人吓得胆颤心寒，再次对钱江潮这宇宙的奇观进行热烈的赞颂。由于诗人在描写钱江潮时多次运用了烘托的手法，进行反复的渲染，因而获得了直接描摹所难以获得的艺术效果。

　　一般观潮诗往往只极力描写大潮的雄伟壮丽，而这首诗从人和潮两方面来写。写人主要写听潮，写出观，写待潮，写观潮，写观感，写出了观潮的全过程。写潮用了一虚笔一实笔：虚是“百里闻雷震”，从听的角度写潮声；实是“惊涛来似雪”，正面写大潮的雄奇伟丽。诗一张一弛，张弛有度，在雄浑壮美中显出从容潇洒的气韵。用“雷震”起调，先是一张。二句接着是言“辍”，一弛；三句言“出”，又是一张。四句言“待”，又是一弛。五六两句仿佛与潮无关，完全宕开去，是最大限度的弛。七八句将全诗推向最高潮，是最大限度的张。这首诗利用张弛的原理，高低的变化，写得波澜起伏，动人心魄。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