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咏雁的诗通常借秋雁南飞的形象，抒发在北方的游子对南方家乡的怀念，以及对北方艰苦环境的厌倦。这首诗却相反，塞北虽苦，但终究是故土。这首诗构思别具一格，主题更上一层楼。
诗歌首句从春到衡阳切入，语气中充满欢欣。诗人一开章就说“春风一夜到衡阳”，仿佛“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从冬到春的岁序交替。乍看起来，好像有悖于常理，仔细一琢磨，这洋溢着人们对暖风乍至、大地春回的轻松喜悦之情，也从侧面反映了雁儿正久久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因而对此特别敏感，暖风初至，便喜不自胜。
第二句“楚水燕山万里长”，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大雁并不是因此赢得舒缓喘息的时机，而是产生急切离开的归念，忖量着“楚水燕山”的漫漫征程，准备立刻从楚水之畔飞回燕山之旁。这一层跳跃，写出大雁归心的急切，可说是“闻风而动”，绝无犹豫。“楚”，当然是指大雁生活的南方；“燕”，却是寒冷的北国，山水互文见义，正说明从南到北，这中间，要经历千山万水。“万里长”显示了大雁征程的遥远。而此时的江南，春色佳丽，正好流连。对此，人们心头困惑自然转化为对大雁的质疑，不但诗人要“怪”，连读者也要“怪”。
后两句当然是大雁的回答“莫怪春来便归去，江南虽好是他乡。”诗人用托物咏怀的手法，借春雁的口吻表达强烈的思乡情感，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王恭是福建闽侯县人，江南本来就是他的故乡，他却说“江南虽好是他乡”，由此看来，诗中的“楚水”、“江南”并非确指某个地域或方位，只不过是一种借代性的语句，指的是享受荣华富贵的朝堂。因而本诗的主题不是表现对故乡的执着的爱，而是表现了诗人想辞官归隐、遁迹林泉，寻找自己精神憩息的家园，也表现了诗人不愿为官，愿过渔樵隐逸生活的意趣。
本诗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取向不同，不写秋雁南归，寄托羁宦北方的士大夫对南方乡土的思念，而是写春雁，在春风吹到衡阳时，不计从“楚水”到“燕山”的“万里”之遥、程途之苦，坚决要回艰苦的北方去。诗旨不在于区别南北地域，而重在表现不留恋温柔富贵的官场，甘愿终老田园过吟啸自得的清高日子。
诗歌四句的结构，从弃优就劣这一违背常情的举动，引出疑问，而后归结到全诗的中心，有助于将主题表现得更鲜明，艺术手法上从反常突出正常，在引起惊诧后再以拟人的口吻亮底，加强了艺术效果。
诗的前四句写两家结邻之宜行。首联写两人“平生心迹最相亲”，接着就具体写“相亲”之处。“墙东”、“三径”和“绿杨”，都是有关隐居的典故。这几处用典做到了“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颜氏家训·文章》），用典非常多，但并不矫揉造作，非常自然适宜。诗人未曾陈述卜邻的愿望，先借古代隐士的典故，对墙东林下之思做了一番渲染，说明二人心迹相亲，志趣相同，都是希望隐居而不求功名利禄的人，一定会成为理想的好邻居。诗人想象两家结邻之后的情景，“明月”和“绿杨”使人倍感温馨，两人在优美的环境中惬意地散步畅谈，反映了诗人对结邻的美好憧憬。
颔联“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这幽美的境界中，两位挚友——诗人和元八，或闲庭散步，或月下对酌，或池畔观鱼，或柳荫赋诗，恬然陶然，游哉优哉。这两句诗总共十四个字，描绘了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启发人展开丰富多彩的想象，体现了对仗和用典的巨大修辞效用，也体现了诗人的语言艺术。
后四句写诗人卜邻之恳切。暂出、定居、终身、后代，衬托复兼层递，步步推进，愈转愈深，把描述的情景带入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是一种值得神往的美好状态。这也侧面表现了诗人自己的渴望心情。诗人反问一句，紧追一句，让对方不能不生“实获我心”的同感。不断反问，也是侧面表现诗人的渴盼之情。四句貌似说理，实为抒情；好像是千方百计要说服人家接受他的要求，其实是在推心置腹地诉说对朋友的极端的渴慕，语言朴实真挚，推心置腹，表现出殷切而纯真的友情。
诗人在这首诗中运用丰富多彩的想象，描绘了一幅优美如画的环境，笔力明快，充满诗情画意，读来倍感舒畅惬意。
《苦寒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清调曲》。《乐府解题》说：“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原辞为曹操所作，是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春正月北征高干时写，表现了行军时的艰苦情况。陆机的这首诗即是对曹操原辞的模拟。全诗的主题是刻划“行役人”，也即北征战士在寒冷季节忍饥受冻、餐风露宿的凄苦景况，因此诗人的用笔着色都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开篇两句，是全诗的交待，有地点（幽朔）、时间（凉冬）以及所要描写的重心（多险难），以下十四句就针对“险”和“难”二字进行铺陈排比。北征战士穿行于北方的山谷中，一会儿深入谷底，一会儿仰攀高峰，道路崎岖不平，又凝结了厚厚的坚冰，积雪笼罩着起伏的山峦。山岩缠绕浓重的阴云，阵阵寒风在树林中穿越，发出凄厉的悲鸣。天色阴沉，不见日光，偶有几声寒鸟的哀叫以及野兽的吼声。天色晚了，战士们凭树支帐而宿，渴饮坚冰，饥餐风露。更兼长年征战在外，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绵绵无尽，却又难通消息，对方是死是活都不得知，于是诗人充满了同情地长叹一声：“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结尾与开头紧密地照应在一起。
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陆机诗歌创作的特色。首先是对偶的使用。清代叶矫然说：“六朝排偶，始于士衡”。排偶不一定始于陆机，但陆机确于此最见特色。这首诗除了开首二句和结尾四句，中间部分几全用对偶，显示了陆机过人的才思。不过，陆机虽有意写对偶，却不十分板整，往往在轮廓上整对，而字与字之间并不讲究。如“不睹白日景”两句。明代何景明说：“陆诗体俳语不俳”，很得其实。所以虽全篇为对，读去并不觉很呆板，古朴之气穿插其间，使诗歌具有一种感人的气势。其次，是赋法的采用。赋法就是铺叙，铺陈排比、罗列事物，这本是汉大赋的主要手法，陆机却吸收来运用在诗歌里，这样就使诗歌获得繁褥厚重和光采辉煌的效果。当时人说读他的诗好像“玄圃积压，莫非夜光”就是夸赞这一点。这首诗在开头交待出“险”和“难”之后，即从俯、仰、闻、睹以及战士们的饥渴、住宿等多方面进行铺陈，欲说尽说透，不仅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增加了诗歌的容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他的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他“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刘勰《文心雕龙》说他“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这一种特色为前人所公认并多有奖饰。第三，此诗还表现了陆机语言上的特色。陆机诗歌基本不用常语、口语、俗语，而大量使用书面辞汇、成辞等。将此诗与曹操的那首相比即可见出二者的区别。曹诗用了许多口语、散句、如“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陆机此诗则用许多对偶代替，并且字词也工于锻炼，如“凝冰”、“积雪”、“恒鲜欢”等等。曹诗有大量的虚字，陆诗则几舍弃不用，而以实词代之，文人化特色很鲜明。另外，陆机还善于锻炼动词，以加强警动的效果。如“结”、“被”、“兴”、“鸣”、“凭”、“临”等。清人厉志说他“字字有力，语语欲飞”，虽略有夸张，也还是反映了陆诗的总体面貌的。
不过陆机有时过于侧重技巧，而忽略了对诗情的疏通，尤其是他的一些拟古诗，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模拟以锻炼自己某一方面的技巧，因此对其余就不顾及。如这首诗，“离思”应该是最易出诗情，也最应为诗人全力把握的重点，但陆机却仅以淡淡的两句带过，是很可惜的。
陆机对于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法规，他加强了诗歌的文人化倾向，促进了诗歌向格律体的进展，他是由古诗向近体诗发展过程中的开启者之一，因此，他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