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合悼诗共二首，内容上，第一首重在写诗人遭遇死亡的生者悲痛，第二首则着重抒写诗人独自存活的生命哀伤。
第一首开篇即以珍珠喻爱子、春花喻娇妻。说“眼前”，是回忆孩子绕膝弄戏的情景，而此时无复再见；称“世外”是妻子拥有无与伦比的美貌，而此刻真的去了世外；因以“珠碎”与“花凋”写出自己的无限痛惜，而“碎”与“凋”也同样指自己的心。一联十字，内蕴深刻，字字舍情。
次联抒写失子之痛尚未平复，妻亡之祸又接踵而至。诗人妻子卧病之时，夫妇二人儿子的突然得疾而过世，诗人怕加重妻子的病情，非但不敢言及此事，甚至也不敢流露自己的感情，将痛失爱子的悲伤深深地藏在心底里，在妻子的病榻之前，温语劝慰，一如既往，只能在兀然独坐时默默地流泪。由此来体会此联中的“心里恨”三字，表面上下得很平常，其实是泣血之诉，藏含着无尽的辛酸与悲苦。
第三联转而写物，却是物是人非。药犹在笥，爱子已去；香奁依旧，爱妻已亡。室内弥漫的药味，奁上薄薄的灰尘，在在都令人回忆死者生前的情景，又无一不在提示生者死神已经来过。
故诗的末联只说诗人自己在如此沉重的打击之下已无泪可流了。人之流泪，不仅是悲伤的表达，也是悲伤的宣泄，诗中却说“无泪可沾巾”正是所谓的“最深重的悲痛不是流泪的宣泄而是无以表达的无泪”，这是诗人痛彻肺腑的感受。
第二首首联将人的生命“艳质”与自然的生命“芳树”同举，以启颔联之“春落实”、“雨伤丛”，既用以比喻娇妻爱子的生命夭折，又用凄风苦雨的春景来展现内心悲哀的情感，有一种惨淡无奈的生命哀伤回荡其间。故首联的对句“浮危道略同”，是总此两联的感慨。不过，自然界虽然有春花秋叶的变化，但其生命是流转不息的，今春花谢了，明春花又开，有迁逝，无终结。可是人是一去不复返的，无论生前有多少珍爱，多少欢乐，也无论死后有多少眷恋，多少回忆，逝者永逝，不知道该向谁去问死者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有谁能回答生死能否重逢，一切于存者都只是徒劳。既然关于生命的所有疑问都无问处，也无可问，人自当死心平静；偏偏春来东风轻吹拂，吹绿了树，拂红了花，也惹出人心中的无奈：它唤不回逝去的亲人。“千载谢东风”，既然如此，那就请春风不要再来了，“千载”都不要来——只要生者在就不要来，因为年年的春色都会唤起孤独生者无限的忆念、无限的悲哀，这也是极度悲痛中的奇想。就此时心情而言，诗人不再有春天。
二诗情辞诚挚沉痛，极写诗人的失子之悲与丧妻之痛，将诗人忧思无尽的苦情表达得穷哀至恸，令人倍感悲戚。在遣词上，哭子与悼妻反复更迭、交错变化，又义兼复指、双重哀悼，其前后交织、悲怆凄惋，令人难以卒读。
这首诗抒发了年华易老的感慨，并将人到中年的独特人生体验巧妙地表达出来。
前两句咏叹韶光易逝。眼前的满眼青山既是实指，更是指人生旅途中经历的种种美好风景。美景不能饱览贪看，暗示着人生有着许多错过或不得不错过的遗憾，这就为下文埋下了伏笔。以下三句写为何如此怅惘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岁月催人老，一是人生多事。第二句写自己还没有充分领略人生，再看镜中已是鬓角如霜雪。这里，诗人并没有直接写自己如何白头，而是用无奈的语气写对鬓丝变白无可奈何。“无那”、“何”并未实指，也未明言，不出现“白”、“霜”、“雪”等字眼，却给人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这既体现了岁月的不可抗拒，给人以浓厚的岁月沧桑之感，又充分表现了自己年华飞逝而功业未就的怅惘。
后两句展现复杂情怀。自己只以为很快就会老去，那时就可以清闲下来无事可做了，没想到就要到四十岁了，各种杂事反倒更多了。要知道，人一旦到了中年，人生阅历已经非常丰富，可以说人生大多数滋味都已经尝过了，胸中百味杂陈但又不容易说得清楚。而此时也是事业鼎盛的时候，往往要同时面对各种杂事冗事，穷于应付。这两句就将这种中年人普遍怀有的复杂心情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呼应了开头。
前两句诗人用精炼的语言说明了吐蕃借唐朝内乱乘机攻占河湟的历史事实。萧关当时为河湟与内地之间重要军事关塞。萧关一陷，河湟阻绝，诗中用“隔断异乡春”形象地表明河湟与内地音讯不通，处于西地分裂局面的状况。此处，“春”者，非仅言季节或气候，更是指民族习惯，民族情感而言。郎士元《送李将军赴邓州》诗中有“春色临关尽，黄云出塞多”，是偏重于对边地气候环境的特征来说的。司空图在“春”字之前，冠上“异乡”，再形容为“隔断”，足见其非仅言河湟气候与内地不同，而是欲为读者指出，处于吐蕃统治下的河湟地区，人们已无法感受唐朝教化，况“蕃音虏曲直难分”，汉人也逐渐蕃化，民族感情亦渐消失，十分让人伤痛啊。句中“一自”和“隔断”包含时间的先后，也是事件的因果，暗含了诗人对分裂局面的沉痛心情。
后两句写诗人对汉儿学胡语感到不幸和痛心。“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写出诗人为之痛心，为之落泪的不幸事实。本来，华夷杂居，彼此感化，是很正常的，亦为史书或诗文所常见。“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胡儿向化新长成，犹自千回问汉王”。都反映了彼此和睦相处的情况。然而，这首诗中诗人所悲叹的是，因为长期沦陷，河湟汉儿已是语言改变，民族情感淡薄。诗人对此痛心嫉首，扼腕叹息。南宋陆游《送范舍人归朝》：“东都儿童作胡语，常时思此气生瘿。”写处于金朝统治的开封，汉家儿童的语言变化，与司空图反映的是同一种情况。
这首诗不重叙事，而在抒发感慨，寄寓情怀。四句中，前半偏重虚写，指出河湟失陷局势；后半采用实写，选用一典型事例作结，引出失地所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又是河湟长期失陷的结果，引人深思。诗人很少运用感情色彩浓厚的词汇来表现情感，但从“一自”、“却”等表时间和转折意义的词中，可以使读者体会到诗人内心强烈的感受。这种悲慨的诗风，会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