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此词上片写在游乐之地失去情侣以后，纵然娱乐也悲伤；下片先以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最后以景结情。词中运用反衬、比兴的手法，以乐写哀，用春花怒放之景反衬失却伴侣之悲，用笙歌反衬愁肠欲断之伤，用蝶燕双双反衬孤寂之感，具有民歌格调。全词情景相渗，构思新颖，风流蕴藉，雅淡自然，体现了冯词的特色。
上片写“失却游春侣”、 “独自寻芳”之悲。“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花前月下”，原为游春男女的聚会之地；而偏偏在这游乐之处，失却了游春之侣；花前诚然可乐，但独自一人，徘徊觅侣，则触景生情，适足添愁，甚而至于举目四顾，一片凄凉，大好春光，亦黯然失色。
“纵有笙亦断肠。”笙歌在游乐时最受欢迎，但无人相伴，则笙歌之声，适足令人生悲。“纵有”两字，从反面衬托失去之痛：笙歌散尽，固然使人因孤寂而断肠，但他却感到即使笙歌满耳，也仍然是愁肠欲断。
下片写因见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自己失却游春之侣而影单形只，但闲步四望，只见彩蝶双双，飞舞林间；蒸儿对对，出入帘幕。
“忍更思量，绿树青苔半夕阳。”彩蝶、燕儿都成双做对，使他怎能再耐得住自己的孤独之感！“绿树青苔半夕阳”一句，以景结情，夕阳斜照在绿树青苔之上的静景，正与上片的“满目悲凉”之句相拍合。
冯延巳词具有民歌格调者不少，且善于运用比喻、起兴，如《蝶恋花》词：“几日行云何处去？”是以“行云”暗喻浪子，浪子行踪如浮云飘荡，竟然“忘却归来”。由此兴起思妇春怨：“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而这首《采桑子》词，则是以描写蝶燕双飞之乐兴起自身孑然无侣的孤独之感，这种写法在民歌中是经常使用的。
这是一首富有理趣的好诗。它以极通俗的语言说出了一个道理：对人、对事要得到全面的认识，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从整个历史去衡量、去判断，而不能只根据一时一事的现象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成谦恭的君子了。诗人表示像他自己以及友人元稹这样受诬陷的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因而应当多加保重，等待“试玉”、“辨材”期满，自然会澄清事实，辨明事伪。这是用诗的形式对他自身遭遇进行的总结。
在表现手法上，虽以议论为主，但行文却极为曲折，富有情味。“赠君一法决狐疑”，诗一开头就说要告诉人一个决狐疑的方法，而且很郑重，用了一个“赠”字，强调这个方法的宝贵，说明是经验之谈。这就紧紧抓住了读者。因在生活中不能做出判断的事是很多的，大家当然希望知道是怎样的一种方法。“不用钻龟与祝蓍”。先说不用什么，而该用什么，却不径直说出。这就使诗歌有曲折、有波澜，对读者也更有吸引力。诗的第二、三句才把这个方法委婉地介绍出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很简单，要知道事物的真伪优劣只有让时间去考验。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比较，事物的本来面目终会呈现出来的。
以上是从正面说明这个方法的正确性，然后掉转笔锋，再从反面说明：“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去识别事物，就往往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对周公和王莽的评价，就是例子。周公在铺佐成王的时期，某些人曾经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他忠心耿耿是真，说他篡权则是假。王莽在未取代汉朝政权时，假装谦恭，曾经迷惑了一些人；《汉书》说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伪，代汉自立才是他的真面目。“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是全篇的关键句。“决狐疑”的目的是分辨真伪。真伪分清了，狐疑自然就没有了。如果过早地下结论，不用时间来考验，就容易为一时表面现象所蒙蔽，不辨真伪，冤屈好人。
诗的意思极为明确，出语却曲折委婉。从正面、反面叙说“决狐疑”之“法”，都没有径直点破。前者举出“试玉”、“辨材”两个例子，后者举出周公、王莽两个例子，让读者思而得之。这些例子，既是论点，又是论据。寓哲理于形象之中，以具体事物表现普遍规律，小中见大，耐人寻思。其以七言律诗的形式，表达一种深刻的哲理，令读者思之有理，读之有味。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生活环境的幽静美丽和退居后的安舒闲逸，脱去常人惜花伤春的窠臼，生动地描绘了暮春时庭园的种种佳景，尤其末二句则在宁静、喜悦感受的抒写中，又隐约地透露了世罕知音的淡淡哀愁。
起首二句至为奇妙，寥寥十字，摹尽春色的变化，显示了一幅绿肥红瘦的景象。陈衍说起二句本于唐人“绿阴清润似花时”，但安石的两句含义却深厚得多，感情色彩浓烈得多，韵味也胜过许多。常人写红花凋谢，会有惋惜之情，而使诗歌染上一层淡淡的哀愁。此诗却不然，诗人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来表达，所以在他笔下展现的是欣欣喜人的景象。春风是无法“取”将花去的，但若没有这个“取”字，就不能形象地表现自然景象之变换；春风也不会“酬”与清阴，但若没有这个“酬”字，就不能体现作者欣然自得的情怀。若无此二字，诗人的达观，春风的和煦，就不能跃然纸上了。
春风慷慨赐与清阴，诗人于是尽情去欣赏。所以三、四句以“清阴”为本，稍作敷展。“翳翳”，是形容树木茂密的状貌，“交交”，则是形容树木相互覆盖交加的样子。只见那小路沿着山坡在茂密的树林中蜿蜒曲折，伸向远处，一片静谧，在葱茏的深处，园屋隐约可见。这两句写静，略有唐人常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题破山寺后禅院》）的风味。然而常建的诗是禅寂之静，此诗用了“翳翳”、“交交”，显得更有生意。
五六句笔锋一转，顺势推出主体形象。床敷，即安置坐具，杖履，指扶杖漫步。二句截取两个生活片断来刻画半山园主人的风神。或居家凭几小憩，或寻幽拄杖独行。两者虽是一静一动，但同样表现了诗人恬淡安宁而又欣然自乐的心境。
在此宁谧的氛围里，突然传来阵阵清脆悦耳之声，抬头看去，原是北山一鸟，掠飞而过，留下一片“好音”。这两句极富韵味。北山即钟山，六朝时周颙曾隐居于此。此时的北山，除了诗人独步寻幽之外，杳无人迹，只有声声鸟鸣，偶尔来慰其岑寂。诗人在平夷冲淡的外表下，怀孤往之志、举世无人相知的感慨显示于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