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昆仑仙山上的小路通向西王母居住的宫殿,曾经许诺给我的金桃很容易就偷到了。狗还没睡着定会惊醒猜疑,鹦鹉会说话也得防着泄露。
急匆匆地亲近了一下佳人,隔着窗子,缕缕残惊缭绕,帘子上映着月影。自从分别以来,本不打算思念,奈何佳人的余香还未消散。
注释
阆风:昆仑仙山。
歧路:从大路上分出来的小路;岔路。
银阙:西王母居住的宫殿。
金桃:西王母种的仙桃。窃金桃比喻偷情。
乌龙:狗。
邻:亲近。
香雪:指女子。
歇:消散。
欧阳修胸襟旷达,虽处逆境之中,仍能处处自得其乐。他的《醉翁亭记》,末二段就表现了他与民同乐的情景。此诗和《醉翁亭记》同样用了一个“醉”字,但并不过多地渲染那些离情别绪。《醉翁亭记》是写游宴之乐、山水之美,这诗所表现的父老亲故送别饯宴的情景,别是一番情味。
诗的前二句以绚丽的春光衬托热烈的送别场面。后二句抒情,内里实在蕴含着惜别的深情,只是故作旷达自慰且慰人。这首诗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
首句写景,点明别滁的时间是在光景融和的春天。
欧阳修由滁州徙知扬州,朝廷的公文是在那一年闰正月下达的,抵达扬州为二月。滁州地处南方,气候较暖,这里与作者在夷陵(今湖北宜昌)所写的另一首《戏答元珍》诗“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不同,而是花光浓烂,柳丝轻明。这样,此诗首句不仅写出了别滁的节候特征,也为全诗定下了舒坦开朗的基调。
次句叙事,写当地吏民特意为欧阳修饯行。
“酌酒花前”,是众宾客宴送知州,与《醉翁亭记》的知州宴众宾正好相反;这天还有丝竹助兴,气氛显得热烈隆重。它虽不同于以往投壶下棋、觥筹交错的游宴之乐,但同样写出了官民同乐和滁州民众对这位贤知州离任的一片深情。
后两句是抒情,诗人把自己矛盾、激动的心情以坦然自若的语言含蓄地表达了出来。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期间,颇有惠政。饯行时当地父老向他所表示的真挚友好的感情,使诗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两年多的贬谪生活即将过去,这里地僻事简,民俗淳厚,作者特别对以前在滁州琅琊山与众宾客的游宴情景怀念不已;而此时却是离别在即,滁州的山山水水,吏民的热情叙别,使他百感交集。这里“我亦且如常日醉”的“且”字,用得极好,写出了诗人与众宾客一起开怀畅饮时的神情意态和他的内心活动。
结句用的是反衬手法,在这种饯别宴上作为助兴而奏的音乐,是欧阳修平时爱听的曲调。但因离忧婴心,所以越是悦耳的曲调,内心就越感到难受。唐朝张谓写过一首题为《送卢举使河源》的赠别诗:“故人行役向边州,匹马今朝不少留。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竹为君愁。”这里结句所表达的意思,为欧阳修所化用。“莫教弦管作离声”,发人思索,使诗意余韵不尽。后来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诗“我自只如当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也是从此脱出。
欧阳修这首诗与一般叙写离愁别绪之作所渲染的凄恻之情,有明显的不同,它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这与宋初盛行的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内容却显得空虚的“西昆体”诗风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以明快朴实的诗风力矫时弊,因而就成了北宋诗坛的一大名家。
“小娉婷”六句,为词人未得水仙前的梦中之景。此处是说:昨天晚上我在梦中行走在一处明亮的月光照射下的庭院里,只见那里放着一盆小巧玲珑的水仙花。在这洁白的水仙花之中还有着一晕淡黄色的花蕊,青翠鲜嫩的绿叶横枝斜倚地衬托在玉白色水仙花的四周围,在月光映照之下水仙花更象似一个飘飘欲去的仙子。这里“清铅”句绘花瓣,“蜂黄句”状花蕊,“翠翘”句喻绿叶。用白、黄、绿三种高洁、典雅的色泽,来描绘水仙,这既是实写,也是以妙句状物。“睡浓”两句,梦中醒。此处是说:我在酣睡中,觉得有凌冽的劲风在抽打着那高雅的水仙花,冻醒以后才知道自己才是被寒风刺骨之后因冷激而惊醒过来的。所以醒转来还被噩梦吓得心中嘣嘣直跳。“送晓色”两句,醒后见花。此言词人清晨起床之后,却意外地发现希道已经差人送过来这一盆碧玉般葱翠透剔的水仙花。词人说:我这才知道,昨夜的梦做得真准啊!
“湘娥”三句,道水仙花的来历。此是以拟人手法言眼前的水仙原来是湘水女神的化身。“湘娥”,即湘水女神娥皇女英姐妹俩。她们由于找不到自己的亲人——舜帝,所以往来于烟波浩渺的水边砂岸四处寻找,但却始终没有找到亲人,因此才遗恨至今。为了纪念舜帝的逝世,她们仍旧作素色装束。“临砌”两句,述其香。此言词人将希道送过来的水仙花,放置在台阶旁的阴影之中。这水仙花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连傲霜斗雪的梅花也自愧不如,以致于她羞怯地退避在一旁,收起了自己的娇容。“熏炉畔”两句,谈催花之法及其对水仙的衷情。此言水仙花在暖炉的催发之下,显得越发精神奕奕。词人随即把它放置在床边的小几上,这样就可以使自己能够时时见到这位斜垂着稠密的白花翠叶的凌波仙子了。“料唤赏”两句,是为希道设想。“清华”句,据朱孝臧《梦窗词小笺》说:“清华疑即希道。”而根据前所引六首词推测也应该是指同一个人。“台杯”,即大小杯重叠成套的杯子。此处是说:我猜想,希道现在在自己的花园里,面对着这一盆盆洁白的水仙花,也必定会是在一边欣赏着水仙,一边连连举杯畅饮着吧。
上片以梦引花,下片浮想联翩,重在描绘出水仙花的神韵。结句呼应词题中希道索赋之请,故以两人的共同爱好的话题“赏花与饮酒”对之也。全词紧扣题意,从容而道,又有奇思妙想连篇,实是咏物词中的一篇高作。
去过上海豫园的游客,都知道进入园门看到的第一座建筑叫三穗堂,但对那里面高高悬挂着的一块匾额上写着的“灵台经始”四字,却没多少人懂得其含义。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必然要说到《大雅·灵台》这一篇。
《毛诗序》说:“《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似乎是借百姓为周王建造灵台、辟廱来说明文王有德使人民乐于归附。其实,《孟子·梁惠王》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已将《灵台》的诗旨解说得很清楚。自然这是从当时作者的一面来说,如果从今天读者的一面来说,会同意这样的题解:“这是一首记述周文王建成灵台和游赏奏乐的诗。”(程俊英《诗经译注》)
此篇共四章,第一、二两章章六句,第三、四两章章四句。(按:毛诗分五章,章四句,不甚合理,兹从鲁诗)第一章写建造灵台。灵台自然是台,但究竟是什么台,今所流行的各家注译本中多不作解释。按郑玄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陈子展《诗经直解》也说:“据孔疏,此灵台似是以观天文之雏型天文台,非以观四时施化之时台(气象台),亦非以观鸟兽鱼鳖之囿台(囿中看台)也。”这一章通过“经之”、“营之”、“攻之”、“成之”连用动词带同一代词宾语的句式,使得文气很连贯紧凑,显示出百姓乐于为王效命的热情,一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民情踊跃,于兴作自见之。”而第五句“经始勿亟”与第一句“经始灵台”在章内也形成呼应之势。
第二章写灵囿、灵沼。“翯翯”,鲁诗作“皜皜”,即“皓皓”。此处文句似倒乙,“白鸟翯翯”一句似应在“於牣鱼跃”一句之后。因为第一,“白鸟”有人说是白鹭,有人说是白鹤,总之是水鸟,不应该在“王在灵沼”句领出对池沼中动物的描写之前出现。第二,孙鑛说:“鹿善惊,今乃伏;鱼沉水,今乃跃,总是形容其自得不畏人之意。”(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姚际恒也说:“鹿本骇而伏,鱼本潜而跃,皆言其自得而无畏人之意,写物理入妙。”(《诗经通论》)这表明鹿伏与鱼跃应是对称的,则“於牣鱼跃”一句当为此章的第五句。第三,“麀鹿濯濯”与“白鸟翯翯”两句都有叠字形容词,既然“麀鹿濯濯”(有叠字词)句由“王在灵囿”句引出,则“白鸟翯翯”句须由“王在灵沼”句领起,且当与“麀鹿濯濯”句位置相对应,这样章句结构才匀称均衡。(这样的解释从文词上说较合语义逻辑,然在叶韵上似亦有不圆通之处,而且上古诗文写于人类语言文字发展史的早期,体格并不像后世那么纯熟,句式错杂不齐,也是常事,因此,此见解未必正确,仅供参考而已)但不管有无倒乙,此章写鹿、写鸟、写鱼,都简洁生动,充满活力,不亚于《国风》、《小雅》中的名篇。
第三章、第四章写辟廱。辟廱,一般也可写作辟雍。毛传解为“水旋丘如璧”,“以节观者”;郑笺解为“筑土雝(壅)水之外,圆如璧,四方来观者均也”。戴震《毛郑诗考证》则说:“此诗灵台、灵沼、灵囿与辟廱连称,抑亦文王之离宫乎?闲燕则游止肄乐于此,不必以为太学,于诗辞前后尤协矣。”按验文本,释“辟廱”(即“辟雍”)为君主游憩赏乐的离宫较释之为学校可信,当从戴说。离宫辟雍那儿又有什么燕游之乐呢?取代观赏鹿鸟鱼儿之野趣的,是聆听钟鼓音乐之兴味。连用四个“於”字表示感叹赞美之意,特别引人注目。而第三章后两句与第四章前两句的完全重复,实是顶针修辞格的特例,将那种游乐的欢快气氛渲染得十分浓烈。
说到这里,可以回到开头的话题,揭开“灵台经始”匾额为什么会出现在豫园三穗堂之谜。既然《灵台》一诗写了园林游赏,那么“灵台”一词就与园林结下了缘,所以豫园中也就有了这块匾额。由此也可见《诗经》对后世的巨大文化影响。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