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开头两句，以苍劲古朴的笔触勾勒时、空背景，渲染出悲凉的气氛: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深秋时的渤海要塞，凛冽的北风吹刮着浩瀚大海岸边的树木，呈现出一片凋零、萧飒的景象。背景画面苍凉，但气势飞动，“海树”以“海”迭加于“树”，就使得这个意象雄浑而有风骨。动词“吹”，副词“已”，亦用得骨劲气遒。
以下引出诗的主人公: “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亭堠乃边塞哨所;“楼”即亭上的戍楼。“明月楼”，既具体点明此时乃深秋月夜，又使形象充满“哀”怨，启人联想到“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曹植《七哀)》的境界。曹植为“建安作者”之冠冕，钟嵘誉之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诗品》卷上)。此诗三、四句学习《七哀》但并不照搬。《七哀》写女子，此写游侠; 子建尚有“柔情丽质” (钟惺《古诗归》)，子昂却刚健质朴。
诗接下来转入主人公的自述，是全诗的主体部分。前面不明说楼上戍卒到底是“谁家子”，既引逗读者的遐思，又可把“哀哀”的情调渲染足，有“盘马弯弓惜不发”的顿挫之致。在此基础上，才如《七哀》 “借问叹者谁?自云宕子妻”的句式一样，挑明主人公的明确身份与经历: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战国时燕国之地，汉以后置为幽州，连称为“幽燕”，属今河北北部与辽宁西部一带。古时男子二十岁结发而冠，表示成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尚武崇勇，故“幽燕客”三字足以表明此人乃一侠士，他胸怀大志，刚一成年就离家远游，以求建功立业。不是恋巢的家雀，而是欲搏击四海风云的雄鹰。既为豪侠之士，又值血气方刚之年，故嫉恶如仇，愿铲尽天下不平事，敢作敢为，对贪官恶吏就难免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侠义之举: “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据《汉书·尹赏传》说，长安有一群少年专门谋杀官吏替人报仇，事前设赤、黑、白三色弹丸，探得赤丸杀武吏，黑丸者杀文吏，白丸者处理丧事。这两句写出主人公的孔武有力与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令人胸胆为之开张。两句对仗工整，韵律铿锵，有金石声，颇似五律之对仗句式。如果说“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是抑，显得低沉;那么至此则一扬，显得高昂，痛快淋漓。接着又回到今日现实的境界中来: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既然杀公吏、报私仇，触犯刑律，只得避逃海上，并来此边塞之地从军。这其中自然亦有投身疆场，建功封侯的幻想。谁料明珠暗投，他在“此边州”并未能显示身手，展其抱负，其勇武之力与侠义之胆皆不为在上者所重视。他碌碌无为如同凡夫俗子。英雄失路，心绪悲凉。久在异乡为异客，又处此坎坷之境，最易生故乡之思: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辽水”即辽宁省辽河。水“悠悠”亦寓有心思悠悠不尽之意。“复”字下得颇有力，使诗显得音情顿挫。更令人愤恨与羞恼的还不在于个人的荣辱升降，而是胡兵屡犯、主帅无能。“胡兵”原指汉朝时的匈奴军队，此比契丹军队; “汉国”即汉朝，此喻唐朝。“愤”针对胡兵入侵，显得有力，“羞”针对主将昏庸无能，显得深刻。“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两句既是批判社会现实，也寄寓“幽燕客”怀才不遇的弦外之音:倘自己被重用，可“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使国家免遭失败的耻辱。诗末借用汉朝李广的典故来写“幽燕客”的不平。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作战骁勇，带兵有方，但他“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后来被迫演出“引刀自刭”的惨剧。“七十战”而“未封侯”，对比何等强烈! 这两句堪称全诗画龙点睛之笔。是诗人“兴寄”之所在。
当时主将武攸宜刚愎自用，又“无将略”，致唐兵大败，震恐不敢进。子昂曾出谋献策，以改变战局，但不被武氏采纳。陈子昂失望悲愤，乃有此“感遇”篇。此诗“词旨幽邃”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四)，它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借“幽燕客”之“言”批判当时主将之误国，并寄寓自己的悲愤。他曾说: “吾无用矣，进不能以义补国，退不能以道隐身……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 (《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 此诗正是这种诗歌主张的实践。全诗一扫初唐残留的六朝无病呻吟的诗风，有所感而发，故感情沉郁深厚，内容充实有力，富于强烈的现实意义。诗之风格迥异于齐梁与初唐的轻靡绮艳，体现了其“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汉魏风骨”说。
这首诗作于万岁通天元年(697)作者从建安王武攸宜东征契丹时。借一位游侠的怀才不遇，为之鸣不平，来表现自己壮志未酬的“兴寄”，并对统治者埋没人才予以讽谕。
此诗的开头两句，以苍劲古朴的笔触勾勒吹、空背景，渲染出悲凉的“氛: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深秋吹的渤海要塞，凛冽的北风吹刮着浩瀚大海岸边的树木，呈现出一片凋零、萧飒的景象。背景画面苍凉，但“势飞动，“海树”以“海”迭加于“树”，就使得这个意象雄浑而有风骨。动词“吹”，副词“已”，亦用得骨劲“遒。
以下引出诗的主人公: “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亭堠乃边塞哨所;“楼”即亭上的戍楼。“明月楼”，既具体点明此吹乃深秋月夜，又使形象充满“哀”怨，启人联想到“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曹植《七哀)》的境界。曹植为“建安作者”之冠冕，钟嵘誉之为“骨“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诗品》卷上)。此诗三、四句学习《七哀》但并不照搬。《七哀》写女子，此写游侠; 子建尚有“柔情丽质” (钟惺《古诗归》)，子昂却刚健质朴。
诗接下来转入主人公的自述，是全诗的主体部分。前面不明说楼上戍卒到底是“谁家子”，既引逗读者的遐思，又可把“哀哀”的情调渲染足，有“盘马弯弓惜不发”的顿挫之致。在此基础上，才如《七哀》 “借问叹者谁?自云宕子妻”的句式一样，挑明主人公的明燕身份与经历: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战国吹燕国之地，汉以后置为幽州，连称为“幽燕”，属今河北北部与辽宁西部一带。古吹男子二十岁结发而冠，表示成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尚武崇勇，故“幽燕客”三字足以表明此人乃一侠士，他胸怀大志，刚一成年就离家远游，以求建功立业。不是恋巢的家雀，而是欲搏击四海风云的雄鹰。既为豪侠之士，又值血“方刚之年，故嫉恶如仇，愿铲尽天下不平事，敢作敢为，对贪文恶吏就难免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侠义之举: “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据《汉书·尹赏传》说，长安有一群少年专门谋杀文吏替人报仇，事前设赤、黑、白三色弹丸，探得赤丸杀武吏，黑丸者杀文吏，白丸者处理丧事。这两句写出主人公的孔武有力与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令人胸胆为之开张。两句对仗工整，韵律铿锵，有金石声，颇似五律之对仗句式。如果说“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是抑，显得低沉;那么至此则一扬，显得高昂，痛快淋漓。接着又回到今日现实的境界中来: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既然杀公吏、报私仇，触犯刑律，只得避逃海上，并来此边塞之地从军。这其中自然亦有投身疆场，建功封侯的幻想。谁料明珠暗投，他在“此边州”并未能显示身手，展其抱负，其勇武之力与侠义之胆皆不为在上者所重视。他碌碌无为如同凡夫俗子。英雄失路，心绪悲凉。久在异乡为异客，又处此坎坷之境，最易生故乡之思: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辽水”即辽宁省辽河。水“悠悠”亦寓有心思悠悠不尽之意。“复”字下得颇有力，使诗显得音情顿挫。更令人愤恨与羞恼的还不在于个人的荣辱升降，而是胡兵屡犯、主帅无能。“胡兵”原指汉朝吹的匈奴军队，此比契丹军队; “汉国”即汉朝，此喻唐朝。“愤”针对胡兵入侵，显得有力，“羞”针对主将昏庸无能，显得深刻。“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两句既是批判社会现实，也寄寓“幽燕客”怀才不遇的弦外之音:倘自己被重用，可“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使国家免遭失败的耻辱。诗末借用汉朝李广的典故来写“幽燕客”的不平。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作战骁勇，带兵有方，但他“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后来被迫演出“引刀自刭”的惨剧。“七十战”而“未封侯”，对比何等强烈! 这两句堪称全诗画龙点睛之笔。是诗人“兴寄”之所在。
当吹主将武攸宜刚愎自用，又“无将略”，致唐兵大败，震恐不敢进。子昂曾出谋献策，以改变战局，但不被武氏采纳。陈子昂失望悲愤，乃有此“感遇”篇。此诗“词旨幽邃”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四)，它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借“幽燕客”之“言”批判当吹主将之误国，并寄寓自己的悲愤。他曾说: “吾无用矣，进不能以义补国，退不能以道隐身……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 (《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 此诗正是这种诗歌主张的实践。全诗一扫初唐残留的六朝无病呻吟的诗风，有所感而发，故感情沉郁深厚，内容充实有力，富于强烈的现实意义。诗之风格迥异于齐梁与初唐的轻靡绮艳，体现了其“骨“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汉魏风骨”说。
此篇咏皇宫中柳，以宫女媲美。作品笔法非常独特，首句交代御柳的整体形象。次句则转入对后宫窗户、帘帐的描写，重点偏向宫女风情的展示。三、四句既可指晨柳清丽之美，也可喻指宫女早起妆饰。这样的写法一石二鸟，产生了双层意蕴表达的效果，饶有含蓄蕴藉之美。短短四句，开阖有致。
首起句，直人本题。以“御柳”二字，点明所咏对象。这是咏皇宫柳。再以“如丝”二字，表现柳条柔细轻盈，纷披下垂，如同丝线一样。虽然只两个字，就写出了柳的具体、真实、可感的形象。据史传记，南朝齐吴郡人张绪，美风姿，吐纳风流。而齐武帝就曾以“条甚长，状如丝缕”之宫柳，与张绪风流媲美，日：“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南史·张绪传》）所以，“如丝”的杨柳：最能显出其事物本身的魅力和感染力。 “如丝”与“御柳”紧紧相接，盖蕴含宫柳如文采之人那般可爱，温词化用典故，往往不着痕迹。“映九重”三字，勾勒御柳拂映皇宫的典型景象，格外显豁。这宫柳，与普通柳所不同之处，即在于以柔细清丽之姿影，与富丽堂皇的“九重”宫殿相映。这“九重”的意象，又给人以巍峨的联想。那么，杨柳越长得高，就要越垂得低，千万条细柳丝丝飘垂，如绿色帘幕、绿色瀑布，更能传“御柳如丝”之神采。
次句是承，以“凤凰窗映绣芙蓉”，宫中富丽艳美之物，衬托御柳的风姿，补充说明首句。此一句，极美的意象！雕饰凤凰的花窗与镶绣芙蓉花的绣帘，染着“九重”宫室的奢华，并透出鲜艳的色彩；它们与绿柳相映，愈显出柳丝的俏丽美好。所以，前辈谓：“凤凰窗”与“绣芙蓉”，“皆因柳而生色。”（华钟彦《花间集注》卷一）
第三句又起新意。转向对景阳楼畔柳的描写。景阳楼，是宫内钟楼。据《南齐书·武穆裴皇后传》载，齐武帝置钟于景阳楼上，宫女闻钟，早起梳妆。所以，“景阳楼”三字，引出美丽的宫女来。千条路，即路千条。是说景阳楼畔路边柳色葱茏，柳丝千条万条，迎风婀娜，情意依依。这里，千条杨柳，与景阳宫美女，已暗自相映。
末句以“一面新妆”，呼应“千条路”作结。这“新妆”二字，即将杨柳化身为美人，如：“碧玉妆成一树高”（贺知章（咏柳》），那清风细柳丝丝荡碧的形象，好像美丽的宫女新妆一样，婷婷袅袅，清丽可人。“一面”，表数量，用于成片的景物，好比“有故城一面”、“有一面大草原”等用法。此以“一面”二字，形容柳树排列成行，路边有一面新柳，远远看去，恍如清一色的新妆美人!写景颇！。这“待晓风”三字，即描摹细柳沐浴在晨风中。用一“待”字，写柳含情伫立，若有所待。这一下，更把柳与轻盈多情的美女形象，紧密联在一起。五代词人孙光宪有《杨柳枝》：“着行排立向春风”之句，也写绿柳成行，迎风而立。但是比起温词“一面新妆待晓风”来，便逊色多了。其关键在于孙词还是由物及物，给人的还是物的感觉；而温词更以物拟人，写活了柳的风姿，引人联想。
这样的词，虽着墨不多，却“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胡应麟《诗薮》）短短四句，起承转合，节奏舒畅，甚有唐人绝句韵度。
这首五律是四、二、二结构，上四句写现实，五，六句写梦境，末二句写感叹。道路时而通行时而阻塞—因为战乱时而停顿时而发生，仍未平息。由于人民不能安于生计，田园荒芜，江山便日见冷寂萧条，没有生气。尽管讨伐安史之乱的平叛战争已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而诗人仍避地偷生，衰老西南的穷山恶水之间。感时伤世，去国怀乡，忧思成梦。然而，即使是梦中，诗人之梦魂此不见得轻松一点，梦境亦如现实般险恶。梦魂要飞越楚地生郁郁的枫林，在急雨的灰蒙蒙的雾霭中难辨方向，而天际是黑魆魆的层云，无穷无尽，秦地的黑水更在层云之外，何其遥远。梦魂的归路亦如现实般艰难险恶。如此遥远艰险的路途，就是梦魂也未必能飞越，即使亲人效《楚辞》之举来招魂，亦是徒劳无功的。
诗人用了两处有关屈原的典故，“雨急生枫暮”和“不用楚辞招”均出自《楚辞·招魂》，一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一为“魂兮归来，返故居些。”两典不仅贴切梦中境象，而且亦暗示了诗人和屈原有相近的处境、相似的命运和相同的忧国忧民之爱国情怀。
这篇文章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以此警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
文章首先写古代帝王建立王业后，为了把政权“传之万代”，必先扬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政治清明，国家安定。唐太宗在贞观之初“抑损嗜欲，躬行节俭”，那时“内外康宁，遂臻至治”。但近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具体表现在十个方面，即无为无欲之风渐坠，好奢纵而忘卑俭，骄侈劳人之事日多，近小人而远君子，好尚奇异，求贤之心日衰，畋猎为欢，君臣关系淡薄，傲气日增，不关心人民疾苦。最后希望他“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文章词正理直，有理有据，分析透彻入微。
文章第三段为劝说唐太宗不要玩物丧志，便举了汉文却马，晋武焚裘的例子。这两个都是在历史上留有美名的皇帝，和唐太宗放到一块儿身份相同，又有些恭维的意思。“陛下居常议论，远辈尧舜，今所为，更欲在汉文、晋武下乎？”这是一反问，目的是谲谏太宗。即顾全了皇帝的颜面又指出了其过失，并且词旨剀切，这为说理性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也为革新六朝浮华无物的文风产生了积极影响。这说明作者还是以定国安邦为出发点，希望君主能够听从劝告的。因此在行文上尽量避免直白的语气，换做是委婉含蓄的笔法来写。
文章第三至第十二段列举了十条唐太宗的缺点：
一、迷恋财物：过去无为无欲，现在“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
二、轻用民力：过去视人如伤，现在故劳役者；
三：乐身营欲，追求享受：过去损己以利物，现在纵欲以劳人；
四、亲小人，远忠臣：过去“砥砺名节”，“亲爱君子，疏斥小人”，现在“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
五、好尚奇珍，贪图玩乐：过去“捐金抵璧，反朴还淳”现在“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奇之作，无时能止”；
六、人思苟免，莫能尽力，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过去“求贤若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现在“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
七、热衷盘游之娱，酷爱打猎：过去“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现在“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八、忽略下层民意：过去“君恩下流，臣情上达”，现在“多所忽略”；
九、志在嬉游，荒于政事：过去“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现在“不复专心治道”；
十、劳弊尤甚，奴役百姓：过去“矜育之怀”，现在“疲于徭役”。
以上十条，款款是针对唐太宗失德之处拟定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十条建议或意见并没有完全将唐太宗这些年的励精图治全盘否定。虽然小有微疵，但瑕不掩瑜，要不然太宗皇帝也不会“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了，后来还“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并说这篇文章是“词强理直”（《贞观政要·慎终》），从这些举动上看唐太宗还是听进去了魏征的意见。文中像“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等等都是作者精心提炼出来可供帝王资政的治世格言。
文章开篇正面阐述帝王之道，在于先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指出唐太宗开业之初能抑损嗜欲，躬行节俭，许之以仁义之道和俭约之志，近年来德音在耳而行事已乖。接着归纳出他渐不克终的十条：求马市珍、滥用人力、纵欲拒谏、远君子近小人、好尚奢靡、轻为臧否、嗜好田猎、脱离群众、乐极志满、劳扰百姓。在每一条中都将早年的太宗同晚年的太宗对比，委婉恳切地让太宗知道自己逐渐在向可怕的方面转变。文章条分缕析、词旨剀切，气势雄骏，连太宗也“深觉词强理直”（《贞观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