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点出残雪产生的背景。
“风卷寒云”既是雪后天晴的征兆,又是次句“江烟洗尽柳条轻”的基础。大风卷走寒云,也将江面上的云烟雾气一扫而空,又吹落了柳枝上的积雪,使柳枝轻摆。雪晴在天“暮”之时,为结句“一夜明”作了极好的铺垫。
次句意境清朗,容量很大。雪后天晴,烟云荡尽,江天高朗明净,江边柳条轻盈,随风婀娜摆动。“洗”字,“轻”字,用得极为准确。原来江面上霰雪纷纷,白雾蒸腾;现在一下廓清,纤尘不染,仿佛洗过的一般。原来柳枝低垂,没精打彩,不胜积雪之重压;如今一旦卸下重负,感到特别轻松,显得特别轻盈。如此一来,雪的世界当然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些残余的踪迹了。这么纷繁的意象,仅用了七个字,真是精炼至极。
三句转笔蓄势。目光由远处转向近处,范围从整个江郊转向韩舍人的檐前,景象从壮阔转向细微。“数片”说明雪之残存不多,故只得“一夜明”;“无人扫”突出环境之幽雅清静,故能映雪夜读。如此蓄足笔势,结句的出现便如顺水之舟了。结句“又得书窗一夜明”仍紧扣住“残雪”写想象中之虚景。说明雪还没有融尽,檐前还保留一点洁白的残雪,想象着它的反光映照在书窗上,显得环境格外清幽,可以像晋代孙康那样映雪夜读。但可惜只得一夜享受,明天残雪一化,雪的踪迹全无,就不能再有这种享受了。表达对残雪充满无限喜悦留恋的心情。据《尚友录》载:“晋孙康,京兆人。性敏好学,家贫无油,于冬月尝映雪读书。”此句暗用其事,还兼有赞美韩舍人刻苦好读之意。如此用典,咸淡自知,却了无痕迹,真是进入了化境。
该诗前四句侧重写“宿桐庐江”之景色。日暮、山深,猿啼、江水、秋风、孤舟等凄迷孤寂的景物,构成清峭孤冷的意境,衬托出诗人的绵绵愁思;后四句侧重写“寄广陵旧游”,诗人向朋友倾述独客异乡的惆怅和孤独之感,又抒发怀念友人的拳拳之心。全诗前半写景,后半写情,景与情完美融合,写景愈真切,其情愈深,显得浑成自然,韵味悠长。
诗题点明是乘舟停宿桐庐江的时候,怀念广陵友人之作。
“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首句写日暮、山深、猿啼。诗人伫立而听,感觉猿啼似乎声声都带着愁情。环境的清寥,情绪的黯淡,于一开始就显露了出来。次句沧江夜流,本来已给舟宿之人一种不平静的感受,再加上一个“急”字,这种不平静的感情,便简直要激荡起来了,它似乎无法控制,而像江水一样急于寻找它的归宿。
接下去“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语势趋向自然平缓了。但风不是徐吹轻拂,而是吹得木叶发出鸣声,其急也应该是如同江水的。有月,照说也还是一种慰藉,但月光所照,惟沧江中之一叶孤舟,诗人的孤寂感,就更加要被触动得厉害了。如果将后两句和前两句联系起来,则可以进一步想象风声伴着猿声是作用于听觉的,月涌江流不仅作用于视觉,同时还有置身于舟上的动荡不定之感。这就构成了一个深远清峭的意境,而一种孤独感和情绪的动荡不宁,都蕴含其中了。
诗人之所以在宿桐庐江时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按照诗人的诉说,一方面是因为此地不是他自己的故乡,“虽信美而非吾士”,有独客异乡的惆怅;另一方面,是怀念扬州的老朋友。这种思乡怀友的情绪,在眼前这特定的环境下,相当强烈,不由得潸然泪下。他幻想凭着沧江夜流,把他的两行热泪带向大海,带给在大海西头的扬州旧友。
这种凄恻的感情,如果只是为了思乡和怀友,那是不够的。诗人出游吴越,是他四十岁去长安应试失败后,为了排遣苦闷而作长途跋涉的。这种漫游,就被罩上一种悒悒不欢的情绪。然而在诗中,诗人只淡淡地把“愁”说成是怀友之愁,而没有往更深处去揭示。这可以看作诗人写诗“淡”的地方。孟浩然作诗,原是“遇思入咏”,不习惯于攻苦着力的。然而,这样淡一点着笔,对于这首诗却是有好处的。一方面,对于他的老朋友,只要点到这个地步,朋友自会了解。另一方面,如果把那种求仕失败的心情,说得过于刻露,反而会带来尘俗乃至寒伧的气息,破坏诗所给人的清远的印象。
除了感情的表达值得读者注意以外,诗人在用笔上也有轻而淡的一面。全诗读起来只有开头两句“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中的“愁”、“急”二字给读者以经营锤炼的感觉,其余即不见有这样的痕迹。特别是后半抒情,更像是脱口而出,跟朋友谈心。但即使是开头的经营,也不是追求强刺激,而是为了让后面发展得更自然一些,减少文字上的用力。因为这首诗,根据诗题“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写不好可能使上下分离,前面是“宿”,下面是“寄”,前后容易失去自然的过渡和联系。而如果在开头不顾及后面,单靠后面来弥补这种联系,会分外显得吃力。头一句着一个“愁”字,便为下面作了张本。第二句写沧江夜流,着一“急”字,就暗含“客心悲未央”的感情,并给传泪到扬州的想法提供了根据。同时,从环境写起,写到第四句,出现了“月照一孤舟”,这舟上作客的诗人所面临的环境既然是那样孤寂和清峭,从而生出“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的想法便非常自然了。因此,可以说这首诗后面用笔的轻和淡,跟开头稍稍用了一点力气,是有关系的。没有开头这点代价,后面说不定就要失去浑成和自然。
全诗前四句描绘了一幅月夜行舟图:猿声在夜中传来江流滔滔不断,树叶萧萧而下,极写景色的寥落凄寂,同作者凄凄惶惶的心情互为衬映。后四句借景生情,怀念友人,情景融合得很自然。月夜宿孤舟,心中愁闷,自然而生怀友之情,因而热泪横流。该诗写宿桐庐江的夜间景色的旅途的孤寂情怀,将忆旧与乡思寄给朋友,运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更加突出作者对旧友的思念和失意后的愤激孤苦。
这首歌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使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月亮照耀着中华大地,同在一片蓝天下,有的家庭欢乐生活,而广大人民愁容满面,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苦日子。
诗人从月照人间写起,月亮的阴晴圆缺好像是同人间的悲欢离合连在一起,因为将自然现象的变化同人事联系在一起,是古人的一种心理倾向。但是诗人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人间的忧伤和痛苦是由人自己导致的,同月亮的变化没有任何干系,要摆脱这些烦扰人心的事,还要善于宽容。诗人非常积极地看待人生的欢乐喜忧,认为只有把自己的心态放宽,才会有磊落豁达的人生境界。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