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圣人从来不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一心忧虑拯济平民百姓。
坐拥王位不是尧的本意，美玉高台哪里可论说！
我听说西方传来佛教，清净的道义更加质朴、笃厚。
为什么用尽黄金宝玉，以那奢靡的镌雕为贵？
伐尽山林让庙宇高耸，精美宝像过多缀珠翠。
鬼斧神工尚且不能成，人工之力又如何能及？
夸耀愚民恰增添烦累，自负智巧治道更昏聩。
注释
圣人：指贤君。
忧：忧患。
济：接济。
元元：百姓。
黄屋：车名，古帝王所乘，车盖用黄缯作里子。
瑶台：用玉石装饰的台子。
安可论：更不必说。
西方化：指佛教的教化。
弥：更。
敦：敦厚，淳厚。
穷：穷尽，耗尽。
云构：指高耸入云的建筑群。
夸愚：指如此劳民伤财以夸耀的行为实际上很愚蠢。
适：只。
累：即“物累”，佛道二家视不能超然物外的行为为“物累”。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
刘兰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形象。她既是淑女、贤妻，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兰芝用“大人故嫌迟”道破婆婆的故意挑剔、刁难，用“请归”的行动表示反抗。和仲卿叙别，她表达了对丈夫的—往情深，又清醒地认识到“复来还”是幻想。“严妆”，是夸张的铺叙，展示她态度从容，“精妙世无双”。告别婆婆时，她不卑不亢，一席话是对婆婆态度骄横的抗议。“盟誓”中，她用发自肺腑的誓言表明对爱情的忠贞。“拒媒”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面对兄长逼婚，她以允婚表现了对未来的清醒估计和对兄长淫威的蔑视。“黄泉下相见”的誓约，饱含着对丈夫深挚的爱，对封建家长制拼死反抗的勇气。“举身赴清池”是兰芝反抗精神的升华。在爱情与封建家长制的尖锐冲突中，刘兰芝这个艺术形象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思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他的变化，深化了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此外，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都写得栩栩如生。总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这首叙事诗的主要特点。
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
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古人诗以鸟兽草木起兴，并非随意为之。以《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言，应有烘托、渲染气氛的功用及象征意蕴。它既象征了刘兰芝甚至包括焦仲卿的生命结局，也烘托、渲染了刘兰芝生命不断远去的悲凉气氛。它有一种忧伤、不忍、怜悯、不安、留恋的音乐节奏在“飞去”的动作和场景里，这种节奏让人神伤却不让人绝望，让人感觉凄凉的同时似乎又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太在意刘兰芝离去的原因，礼教、性格等等随他去吧，每个人都可在他的阅读视界里找到能说得过去的答案。我在这幅图景里更看重的是她在我们的阅读视线里一点一点消失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为何会给我如此的阅读感受。重要的还有“东南去”，“东南去”的刘兰芝是香销玉殒的悲剧之体，我为何会在生命悲剧里读到了灵魂安宁的抚摸，以至于最后只剩下平静的叹息？这与诗人让她“东南去”，且让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有关系吗？诗人他想告诉我一种怎样的个人立场？
“绣幄鸳鸯柱。红情密，腻云低护秦树”三句点明海棠花及所处的环境。“绣幄”，彩绣的大帐，富贵人家用来护花。“鸳鸯柱”指成双成对的立柱，用来支撑大帐。花为连理，柱亦成双。“红情密”言海棠花花团锦簇，十分繁茂。以“情密”写花，拟人称物。“腻云”常用来描摹女子云鬓，这里以云鬓衬香腮来比喻翠叶护红花。“秦树”指连理海棠。《阅耕录》中记载秦中有双株海棠，高数十丈。此三句虽写花，但处处照应人事，柱为“鸳鸯”，花为“红情”、“腻云”，花色之中如谋人面。“秦树”景谢此事发生于长安一带，于是李杨故事刚一开篇就隐约可见了。“芳根兼倚，花梢钿合，锦屏人妒”，三句正面描写连理海棠。
下面两根相倚，上面花梢交合，“锦屏人”指幽居深闺女子。海棠上下都连在一起，亲密无间，使得闺中绣女羡妒不已。“东风睡足交枝，正梦枕瑶钗燕股”，二句描写海棠花的妖态，她在交合的枝头沉沉睡去，而这交枝在她的梦中变成了燕股玉钗。苏轼咏海棠有句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词中这三句正是化用东坡诗意，写人们连夜秉烛赏花的情景。“滟蜡”形容蜡泪多。“满照”的“满”字形容烛光明亮，“欢丛”指海棠交合的枝叶。“嫠蟾”的“嫠”则突显出嫦娥的孤单冷落，因自哀自怜而羞见连枝海棠。词的上片重在描摹连枝海棠的形态，同时句句关联美人神态。作者体物工细，运笔浑化，成功地做到了人情物态的水乳交融。
过片宕开一笔，从咏花转而叙人事。“人间万感幽单，华清惯浴，春盎风露”。作者感叹世间千万不成连理的夫妇，他们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此句与“嫠蟾”句相呼应。“华清”二句描写贵妃占尽风情雨露。“连鬟并暖，同心共结，向承恩处”。古代女子出嫁后，将双鬟合为一髻，示有所归属，夫妻恩爱，还要绾结罗带以表同心。杨妃承恩得宠，与明皇形影相随。“连”、“同”又扣合题面“连理”，并照应上片的“兼倚”、“钿合”二句，写人亦不离咏花。“凭谁为歌长恨，暗殿锁、秋灯夜雨”。李杨情事建筑在“人间万感幽单”的基础上，自然好景不长。后来他们仓惶西逃，杨妃终于死在马嵬事变中。词写到李杨最欢乐处，笔锋突然转到香消玉殒的悲剧，援用《长恨歌》诗意，内容更深厚，联想更丰富。《长恨歌》中写长恨处很多，而词只把“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涵括到词中，仅仅七个字：“暗殿锁、秋灯夜雨”，却写出了玄宗回京后作太上皇，受到肃宗软禁；杨妃已殒命它乡，孤独寂寞的情景。“锁”字形容高大深邃的宫殿为夜气笼罩，兼有被软禁之意，夜雨灯昏，更为凄凉。和上片的“障滟蜡，满照欢丛”形成鲜明对照。“叙旧期，不负春盟，红朝翠暮”三句花人合写。“旧期”就是七月七日，“春盟”就是生生世世为夫妇的盟誓。“红朝翠暮”就是朝朝暮暮、永不分离。意思是希望赏花之人能连理海棠一样，永远相随。
词人在描写连理海棠时，抓住特征进行铺陈，且情景交融，含蓄感人。连理海棠是双本相连的海棠。唐玄宗李隆基宠爱杨贵妃，把杨贵妃比作海棠。玄宗和杨妃又有世世代代为夫妇的誓言。这篇吟咏连理海棠的词就以李杨情事为线索展开。
这首词描写连枝海棠时，扣住描写对象的特征，写得细密贴切。如“芳根兼倚，花梢钿合”、“交枝”、“瑶钗燕股”，或描摹，或比喻，从正面扣合“连枝”特点。“锦屏人妒”、“嫠蟾冷落”，又是以对比反衬的手法来写“连枝”。两相对照，形象更显丰满。另外，这首词咏物而不拘泥于物，物态人情，难分彼此，花中有人，人不离花。如结尾几句，若确指李杨，则盟誓在七月七，不在春日；若坐实指海棠，花不能言，难以践约。但若细细品味，又是句句咏花，句句写人。
这首词写得精致含蓄，意境深远。结构十分严谨，词之上下片、起句结尾互相呼应拍合，极为精当有秩。此篇用丽字极多，如绣、鸳鸯、红、芳、花、钿等等，运用这些丽字时词人注意到这些丽字和表现题材的切合，不使其游离于内容之外，它们都是扣紧连理海棠和李杨事的主题，是为表现其内涵服务的。并且词人善于用动词调动这些丽字，使词能达到声情并茂的感人效果。
这是一首歌咏自然景观的诗，该诗描绘了钱塘江汹涌澎湃的声势。诗人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极力描写潮声之大，水势之猛，写实中渗透想象，描摹形象生动，体现了作者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最后把钱塘江的滔天巨浪及其排山倒海的不凡气势，想象成是伍子胥充满遗恨，表达了作者对伍子胥充满深深的同情、惋惜与慨叹。
首联，紧扣雨中观潮之特点，以雨为背景，突出“涛飞江上台”，为下文进一步描绘钱塘江潮的磅礴声势作铺垫。
颔联，以千万匹骏马飞驰而来比喻钱塘江潮震天动地的涛声，以其仿佛席卷着群山奔腾而来比喻江潮不可抵挡的气势，与宋代词人潘阆的词句“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酒泉子》“长忆观潮”）有异曲同工之妙。
颈联，将状写潮涌之声势与吟咏弄潮儿的弄潮之气魄结合起来。宋代词人周密的散文《观潮》有一段描写弄潮儿的文字：“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着墨无多，却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弄潮儿披发纹身、手持彩旗、涛头弄潮的情景，令人拍案叫绝。施闰章的这两句诗描写弄潮儿，用语更少，别具一格。它写弄潮儿，却不明言，而以“轻舟”借代。驾驭“轻舟”的正是勇敢矫健的弄潮儿，故写“轻舟”，也即写弄潮儿。不写斯人，而斯人自见，这是其精妙之处。江潮汹涌澎湃，“绝岸愁倾覆”，可“轻舟”偏要投身急流之中，“故溯洄”。这里，诗人未具体描写弄潮之场面，而以“愁”与“故”相对照，突出了钱塘江潮惊涛拍岸的气势，更衬托出了弄潮儿迎潮而上、不畏艰险的气魄，可谓这两句诗的又一妙处。
尾联，发诗人观潮之慨。史载，春秋时楚国人伍子胥，其父伍奢、兄伍尚都被楚平王杀 害，他逃奔吴国，先佐吴王阖闾伐楚国，后又佐吴王夫差（阖闾之子）打败越国。最终，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迫伍子胥自杀，并下令将其尸首装入“鸱夷革”抛进江中。后来传说伍子胥怨恨吴王夫差，死后驱水为涛，因而，钱塘江潮又有“子婿朝”之称，诗伟联发诗人观潮之后的感慨，由观潮联想到伍子胥及其传说，为伍子胥的冤死而鸣不平，笔墨焕然，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