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圣人从来不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一心忧虑拯济平民百姓。
坐拥王位不是尧的本意，美玉高台哪里可论说！
我听说西方传来佛教，清净的道义更加质朴、笃厚。
为什么用尽黄金宝玉，以那奢靡的镌雕为贵？
伐尽山林让庙宇高耸，精美宝像过多缀珠翠。
鬼斧神工尚且不能成，人工之力又如何能及？
夸耀愚民恰增添烦累，自负智巧治道更昏聩。
注释
圣人：指贤君。
忧：忧患。
济：接济。
元元：百姓。
黄屋：车名，古帝王所乘，车盖用黄缯作里子。
瑶台：用玉石装饰的台子。
安可论：更不必说。
西方化：指佛教的教化。
弥：更。
敦：敦厚，淳厚。
穷：穷尽，耗尽。
云构：指高耸入云的建筑群。
夸愚：指如此劳民伤财以夸耀的行为实际上很愚蠢。
适：只。
累：即“物累”，佛道二家视不能超然物外的行为为“物累”。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
全诗写景抒情都十分自然，没有造作之感。前两句景中含情，意在写节序变换容易引起人的思念。后两句借黄莺的鸣啭表达对心上人的怀想，情中有景。诗虽简练，却表达了相思之情。
冬雪初罢，树木的枝条便已悄悄绽出青青的嫩芽，冰开始消融，水面荡漾着阵阵绿色的涟漪。在这大地回春之时，每日独守空闺的思妇，也走下绣楼。她来到春天的怀抱，尽情呼吸着春天的清新空气，仿佛自己干渴的心田也得到了滋润，开始复苏。当然，在这样美好的春光里，她也绝不会忘怀自己日夜思念的夫君。她与他分手，正是“杨柳依依”的时节，她还曾亲手折杨柳为夫君送别。那柔丝千缕袅娜低垂的杨柳，正象征着他们夫妻之间缠绵缱绻、难舍难分的一段柔情。如今柳色又一次泛出了青色，自己的亲人该回来了吧？何况冰雪已经消融，可以大大减轻道途上风雪跋涉之苦。
突然，树上传来了黄英的恰恰娇啼，打断了思妇的遐思。鸟儿的每一声婉转的歌唱，在思妇听来，都是一支深情的相思之曲。《诗经·豳风·东山》末章有云“仓庚（即黄鸟、黄莺）于飞，熠燿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这是归来的征人在途中想象当初结婚时的情景“记得那天黄莺的翅儿闪闪映太阳，那人过门做新娘，马儿有赤也有黄”。也许，此处的思妇也有黄莺的鸣叫，回忆起结婚那天的种种欢悦了吧?于是，她对夫君的怀念更加深沉，对夫君归来的企盼也更加殷切，更加难以抑制了。此诗意境与《诗经·小雅·出车》的后半句有些异曲同工。《出车》里写到思妇对征人的怀念，是“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最后一章更写到“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的时节，征人终于凯旋归来。王僧儒此诗可能受到《出车》的启示，而其笔墨中，重在写思妇因春怀人之情，特别是她听到黄莺鸣叫的刹那，所产生的心理感受，这与《出车》借景喻情的手法不同。
全诗寥寥四句，前三局皆是写景，直到第四局才将相思之情略略点明，因而给人以含蓄蕴藉之感，颇具唐人绝句的风姿。明人张溥称王僧儒“诗文新丽顿挫”，于此可见一斑。
初降的霜轻轻的附着在瓦上，芭蕉和荷花无法耐住严寒，或折断，或歪斜，惟有那东边篱笆附近的菊花，在寒冷中傲然而立，金粟般的花蕊初开让清晨更多了一丝清香。
夜里寒霜袭来，本来就残破的芭蕉和和残荷看起来更加不堪。只有篱笆边的菊花，金黄色的花朵在清晨的阳光下看起来更加艳丽。用霜降之时，芭蕉的新折和荷叶的残败来反衬东篱菊的清绝耐寒。此诗赞赏菊花凌寒的品格。
整诗是借咏菊之耐寒傲冷逸清香亮霜景，自况言志的。
《廉颇蔺相如列传》生动刻画了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赵惠文王等一批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他们或耿直或忠厚，或鲁莽或机智，形象鲜明生动，令人叹服。
抓住人物特征，人物形象凸现纸上。司马迁善于抓住人物主要特征进行极力渲染。如在对事迹颇丰的蔺相如这一形象进行处理时，便抓住“智勇”这一特征为核心展开描述。正如他在本传传末所论赞的：“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对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等事件进行描述时更是紧紧扣住蔺相如的机智勇敢这一特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层层衬染，极力蓄势，造成人物形象的张势。司马迁在文中极尽渲染之能事，层层蓄势，有如王江截流。如他在文中五次渲染相如操天下王势为己用之睿智：为国纾难，利用国际舆论，借使秦负曲之势，奉璧至秦；秦王得璧不偿城，相如以“璧有瑕，请指示王”诓得玉璧后，抓住秦王贪婪的弱点，欲以璧击柱，借“秦恐璧破”之势威胁秦王；抓住秦国二十余君“不坚明约束”之过，借理在我方之势，使人怀璧归赵；渑池之会，借“五步之内以颈血溅王王”之势，逼秦王就范，为一击缶；借“赵亦盛设兵以待秦”之势，迫使秦不敢动武。相如勇智，已是光彩照人。行文至此，司马迁笔势陡转：多谋善断、意气风发的蔺相如竟对无理取闹的廉颇一再退忍避让，连门客都感到羞愧。当门客要离开他时，才袒露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的胸怀。相如的绝顶智慧和贤相风采凸现在读者的眼前。
本文论述了大臣应如何辅佐君主这一问题。通过桐叶封弟的典故，作者批评了君主随便的一句玩笑话，臣子也要绝对服从的荒唐现象，主张不要盲从统治者的言行，要看它的客观效果。在封建时代，发表这样的观点需要非同一般的胆识。
“桐叶封弟”是流传很久的一个典故。在“君权神授”的谬论横行的时代，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威，君主的言行被绝对化了。“天子无戏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之类的口头禅就是绝好的说明。作者在本文中虽然批评的是周公，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其主旨是说明对君主的一言一行要从实际效果上来观察，而不应盲从。这种观点无疑是进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文在写作上很有特色。作者首先扼要地介绍了“桐叶封弟”的史料。然后斩钉截铁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吾意不然。”接着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封”或“不当封”，而不在于这是谁的意图。最后提出了周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辅佐成王。全文丝丝入扣，有破有立，立论明确，读后令人为之叹服。特别是结尾的“或曰”一句，使全文的论证留有余地，更是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