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一开始，词人便满怀忧愤向天发问：老天爷怎么忍心将天下事折腾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问天”当然不止是问天，而是问代行天意的当权者。“天下事”指当时南宋积贫积弱的统治集团为了苟且偷安，对金称臣割地，已经到了“国脉微如缕”的悲惨境地。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后，连年兵扰南宋，宋室面临覆亡的危险。献陵图事在当时堪称是一件盛举，它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见《宋史·礼志》二十六）王埜即事生情，渴望能有力挽狂澜的志士贤才，能够一举收复中原（以献陵图事代指故土的恢复）。可是当时国事日渐式微，中原地区早已失守，蒙古大军正不断南犯，威胁着宋朝的安全，而当权者却苟且偷安，排斥抗战派，沉溺于犬马声色之中，不思振作，这使他抱恨结愁不能自已。更令人痛心的是，现实中有抱负的志士仁人，却往往因报国无门，赍志而没，只剩下一堆堆荒草野茔，作者隐约感觉到自己也将会遭到他们一样的厄运，不觉发出了深切的哀叹。
第二段开头两句，作者感叹自己怀抱憾恨，垂垂老矣，接着追忆起自己当年巡视江防前线时的情景。那时他曾到六朝古都金陵凭吊过秦淮水。词中“淮水”指秦淮河，源出江苏溧水县北，横贯南京城，流入长江。王埜生在国运衰微之世，东吊秦淮，感念六朝兴亡更迭的历史教训，吊古伤今，悲恨之情油然而生。词人借酒浇愁，含恨在风中抚剑醉归，心潮激浪恰与大江波涛撞击、交汇，滔滔东逝之水好像特地为他这位壮志未酬的志士砥砺斗志。
第三段写作者当时身处闲职，远离淮河前线千里之遥，但仍怀着一颗为国分忧的壮志雄心。“纵有英心谁寄”，这颗英心在现实中无法托付，只好空自嗟叹，一吐内心的郁闷与悲愤。南宋统治集团腐败无能，蒙古灭金后连年攻宋，局势日趋艰险，南宋政权危在旦夕。因此词人发出焦灼的呼唤：“绝域张骞归来未？”他急切盼望现实中能出现象西汉张骞那样的名将，出使西域，联合各方力量抗击匈奴。
这首词自始至终激荡着爱国志士一腔热血无处诉的悲愤心情。全词以三叠词调这一形式，将昔往与今来、抚时与感事、国家命运与个人遭际巧妙地交织起来，一咏三叹，将词人内心的激愤愁恨，感情波澜层层推出，萦回不尽。为了加强抒情感人的艺术效果，作者多次运用反诘句式，因此词文揭响有力，频频扣击读者心弦。特别是起首与结尾两处的诘问句，一起一结责问苍天，呼唤英雄，既振聋发聩，又使词的主旨表达得含蕴深曲，耐人寻绎。
此诗感伤交道浅薄，世态炎凉，人情反复，所谓“人心不古”。全诗通过正反对比手法和过情夸张语气的运用，反复咏叹，造成了“慷慨不可止”的情韵，吐露出诗人心中郁结的愤懑与悲辛之情。
开篇“翻手为云覆手雨”，就给人一种势利之交“诚可畏也”的感觉。得意时的趋合、失意时的纷散，翻手覆手之间，忽云忽雨，其变化迅速无常。“只起一语，尽千古世态。”（浦起龙《读杜心解》）“翻云覆雨”的成语，就出在这里。所以首句不但凝炼、生动，统摄全篇，而且在语言上是极富创造性的。
虽然世风浇薄如此，但人们普遍对交友之道毫不在意，“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轲湛（沉）七族”，“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刘峻《广绝交论》），说穿了，不过是“贿交”、“势交”而已。第二句斥之为“纷纷轻薄”，诗人说“何须数”，轻蔑之极，愤慨之极。寥寥几个字，强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对假、恶、丑的东西极度憎恶的态度。
这黑暗冷酷的现实使人绝望，于是诗人记起一桩古人的交谊。《史记》载，鲍叔牙早年与管仲交游，知道管仲的贤能。管仲贫困，曾欺负鲍叔牙，而鲍叔牙却始终善待他。后来鲍叔牙辅佐齐国的公子小白（即后来齐桓公），又向公子小白荐举管仲。管仲终于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他感喟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鲍叔牙对待管仲的这种贫富不移的交道是感人肺腑的。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当头一喝，将古道与现实作一对比，给这首抨击黑暗的诗篇添了一点理想光辉。但其主要目的，还在于鞭挞现实。古人以友情为重，重于磐石，相形之下，“今人”的“轻薄”越发显得突出。“此道今人弃如土”，末尾三字极形象，古人的美德被“今人”像土块一样抛弃了，抛弃得十分彻底。这话略带夸张意味。尤其是将“今人”一概而论，范围过大。但只有这样，才能把世上真交绝少这个意思表达得更加充分。
这首诗“作‘行’，止此四句，语短而恨长，亦唐人所绝少者”（见《杜诗镜铨》）。其所以能做到“语短恨长”，是由于它发唱惊挺，造形生动，通过正反对比手法和过情夸张语气的运用，反复咏叹，造成了“慷慨不可止”的情韵，吐露出诗人心中郁结的愤懑与悲辛。
本文是苏轼少年时代写的一篇咏物赋。它寓哲理于趣味之中，可以使读者于诙谐的叙述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它就一只老鼠在人面前施展诡计逃脱的事，说明一个道理：人做事心要专一，才不至于被突然事变所左右。《黠鼠赋》，看其表面题旨当是通过黠鼠利用人的疏忽而乘机狡猾脱逃的日常小事，来说明人即使聪明，也须将自身与自然万物合一，否则将“烛使于一鼠”的道理。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将自身与自然万物合一，避免将两者区分开来，而游於万物之外。
第一段叙黠鼠橐中啮咬及坠地逃走的始末。在这一段里，作者赋鼠之黠是虚实相因，老鼠出场不多，直赋其形的只是装死、逃跑，但是老鼠之黠却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通过它的对立面——人来完成的。作者赋鼠之黠，穿插写人，不仅使文章生气勃勃，跌宕起伏，意趣横生，无呆板之迹，更重要的是为咏物寓理做了开拓。
第二段通过分析老鼠骗人逃脱的伎俩，写作者悟出鼠的狡滑，感慨身为万物之灵的人也不免被老鼠所蒙骗。这一段于全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该文是蓄理于叙事之中，这一段则是由叙事转入说理的桥梁，它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先是由老鼠的行动推想它的动机，足以说明老鼠之“黠”；接着又从人能降四物，可烛人比老鼠要高明，但却遭到老鼠的暗算。这就不得不叫作者步水溯源，于是就自然地过渡到下面推原一段，而且显得天衣无缝。
第三段写人为物所用的原因，在于志不凝，心不专。揭示中心：自己不能与自然万物合一，反而受外物左右，这是人被老鼠欺骗的真正原因。这一段是全篇重点之所在。也就是说，作者赋鼠的真正目的在于此。前人谈古文的写作时，谈到“小题大作法”。就以此篇为例，也正是因为一只老鼠引起了一番哲理的阐发。最后两句交待了 《黠鼠赋》的写作由来，是有感而发，即事成篇。在收笔之处，作者以平淡之语写来，虽语朴而情真，绾合叙事之始末。从文章布局来看，于人物也有必要的交代，显得特别严谨。结穴处，我们看到苏子、童子为黠鼠而忙碌，与题目 《黠鼠赋》 又息息相关。
此赋文字简短，仅有二百八十余字。但却洋溢着浓厚的情趣，又渗透着深永的哲理。读之若身临其境，看到了老鼠的一次精彩表演，又好象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哲学课，真可谓“趣幽旨深”，蓄理在中，耐人寻味。就其思想内容来讲，已远远超出赋鼠本身。它借一只黠鼠利用人的疏忽，狡猾地逃脱的日常小事，引出了一番议论。从而 说明一个道理：最有智慧的人类，倘能精神集中，发挥智力，便能搏猛虎，役万物；如果精力分故，懈怠疏忽，就难免不”烛使一鼠“，变色于蜂虿。在艺术表现上，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趣幽旨深。读此赋，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很有情趣。既有如读寓言的一览欲尽的吸引力，又能启发一个人的推理动机。文章的布局结构也很有特色，首先是叙事与说理的密切结合，叙事为说理张本；其次是人、鼠活动穿插其间，使文情错落，不直不板。
《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