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写想象中的汴京元夜之景，下片写现实中羁旅穷愁，无法排遣的一种无奈心情。上片虚写，下片实写；一虚一实，虚为宾，实为主。
首句“闻道长安灯夜好”，“长安”点“都城”，即汴京。“灯夜好”点“元夕”。词题即在首句点出。“闻道”二字，点明都城元夕的热闹景象都是神游，并非实境。不过，这“神游”并不是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也不是对于期待中的未来的憧憬，更不是梦境，而是在同一时刻对另一空间的想象，即处凄冷之境的“江南憔悴客”对汴京元夜热闹景象的想象。摆脱现实的束缚，按照自己潜在的心愿作几乎是无限的发挥。“雕轮宝马如云”毛滂这一句极言“雕轮宝马”之多（“如云”）。词人把都城元夕的繁华景象描摹尽致。但是，这一片繁华都只是词人想象的产物，首句“闻道”二字点明了这一点。上片越是写得繁华热闹，则越是反衬出下片凄清冷寂的尴尬之状。下面三句词人把汴京元夜从地上移到了天上，以想象中的仙境喻都城元夕的盛况。“蓬莱清浅对觚棱”是描写汴京元宵之夜宛如神仙境界。“玉皇开碧落，银界失黄昏。”“碧落”，犹碧天。“玉皇”句中的“开”字启人想象。言“开”，则“碧落”原是“闭”着的，只是在上元之夜，玉皇才将原是“闭”着的“碧落”“开”了。“碧落”既“开”，则天上的星儿、宿儿便纷纷下落，使“银界失黄昏”了。词人的写法无非是把人间的皇帝搬到了天上，以在想象中染上一层迷离恍惚的色彩，使帝京元夜在词人的表现中更加热闹罢了。
下片首句，“江南憔悴客”是作者自指。“谁见”，设问之辞，意即无人见。特指作者自己深深思念的妻子反不知自己待罪客舍的窘境。这一句，以设问的口气写出了自己的孤寂。“谁见”二字还将读者（也使作者自己）从想象中的繁华景象拉回到凄冷的现实中来。“端忧懒步芳尘”，这是写闺中人对那元夜的繁华早已失去了兴趣，毛滂词中的闺中人则无须去“寻”，她知道自己的丈夫远在千里之外，乃“懒”去那元夜繁华之地。她只在闺房中，在“小屏风畔”，独对薰香袅袅，薰香则渐冷而凝。一种无奈之状展现在读者眼前，像是一幅画得极高明的《闺中夜思图》。这种描写，只是词人的设想，但是设想闺中人在思念自己，也就更深刻地表现了自己在思念闺中人。“酒浓”句，词人从对闺中人的思念中回到现实中来。上元之夜，本应是欢乐之夕，而作者自己却处在待罪羁旅、凄冷孤寂的心境中，去消受那本不应如此凄清的元夜之夕。“春梦”只能于“酒浓”时去做。而酒并不能真的解忧，它只是使人于麻醉中暂时忘却而已。结句“窗破月寻人”，写词人孤寂一个，只有元夕之月伴春梦之人。“寻”字，以人拟月。这位“江南憔悴客”，待罪羁旅，没有人去“寻”他，只有月从客舍的破窗隙中来“寻”，越显其孤独寂寞，心情已从凄冷变成凄苦了。
这首词以乐景写哀情，将词人羁滞异乡、困顿潦倒、憔悴不堪的苦境与悲怀抒写得缠绵悱恻 。然而，尽管词人满怀苦情，却又以飘逸秀雅的笔调抒写内心的情怀，使全词充满了潇洒风流的情致。
这首诗一二句写出了北陂杏花的娇媚之美，后两句表现了杏花高洁的品性之美，作者寄情于物，体现出王安石刚强耿介的个性和孤芳自赏的人生追求。
这首绝句写于王安石贬居江宁之后，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王安石晚年时期，他的绝句尤好。曾有人言，唐代以后无诗，此论太极端了点。王安石晚年的绝句有不少是直追唐人的，在议论入诗上，他的议论与描叙结合得很紧，而且议论不浅白直切，而是含蕴有味。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这两句写景状物，描绘杏花临水照影之娇媚。首句点明杏花所处地理位置。“陂”，此处是指池塘。一池碧绿的春水环绕着杏树，预示着勃发的生机。“绕”字用得精巧，既写陂水曲折蜿蜒之流势，又写水花之相依相亲。王安石爱用“绕”字摹写山形水势，如他《江上》一诗中说：“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在《书湖阴先生壁》（其一）中写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又在《钟山即事》中说“涧水无声绕竹流”，有清婉、柔媚、幽静之感。
“花影妖娆各占春”从花与影两个方面写杏花的绰约风姿。满树繁花竞相开放，满池花影摇曳迷离。“妖娆”二字本用于写人，这里移用于杏花，展现了杏花争奇斗妍的照人光彩。一个“各”字，表明在诗人眼中，花与影一样地美艳、多情，一样令人流连忘返、沉迷自失。宋人许顗《彦周诗话》说：“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泻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诗》云：‘晴沟涨春渌周遭，俯视红影移鱼舠’，皆观其影。”王安石写花善于从本体和投影两方面着手，如此刻画，虚实相生：一方面使景物更具立体的美，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诗人的审美趣味，即对虚静恬淡之美的情有独钟。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这两句议论抒情，褒扬北陂杏花品性之美。
这两句对偶精工，如陈衍《宋诗精华录》说：“荆公绝句，多对语甚工者，似是作律诗未就化成截句（绝句）。”这两句托物言志，耐人玩味。“春风吹作雪”，这一笔淋漓地描绘出风吹杏树，落英缤纷，似漫天飞雪，而随波逐流的凄美景象，比喻生动，浮想联翩。即便是春风轻拂，娇媚的花儿也不堪吹折，它凋谢了，零落了，这本是让人黯然神伤的。但诗人却偏说它胜过南陌杏花，矜持与自足之意溢于言表。这一对比启人深思：“南陌”在此诗中与“北陂”相对立，这两个背景意象包含着一种空间的隐喻。若说清幽静谧的“北陂”是远离浮世喧嚣的隐逸之所，则“南陌”正是熙来攘往、物欲横陈的名利之场。
“南陌”繁华，“北陂”僻静；“南陌”热闹，“北陂”空寂；北陂杏花即使零落了，尚可在一泓清波中保持素洁；而南陌的杏花要么历尽亵玩、任人攀折；要么凋零路面、任人践踏，碾成尘土，满身污秽。若说这南陌杏花是邀功请赏、党同伐异的得势权臣的影射，则北陂杏花是诗人刚强耿介、孤芳自赏的自我人格的象征。王安石从1070年（熙宁三年）到1076年（熙宁九年），两次拜相，又两次罢相，最后退居江宁，寄情于半山。罢相之后，他虽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但仍然坚持自己原有的改革信念与立场，积极倡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一“纵”，一“绝”，呼应紧密，激浊扬清，掷地有声地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与人生操守。
绝句由于篇幅短小，很忌一气直下，没有波折。这首诗句句写临水杏花，第二句承第一句；第三、四句承第二句，却宕开一层，以“纵被”领句，用“绝胜”作呼应，便使全诗跌宕有致，富于曲折变化。这样布局，有直写，有侧写，有描绘，有议论，诗人自己爱好高洁的品格也就贯注其中了。
这是一首辛辣的讽刺诗。在此诗作者眼中，高克带领的部队，战马披甲，不可谓不雄壮；战车插矛，不可谓不威武。可是清邑的士兵却不是在为抵御敌人随时可能的入侵而认真备战，却在河上逍遥游逛，耍弄刀枪；身为将帅的高克也闲来无事，只是以练武来消磨时光而已。此诗讽刺的对象是高克，而最终深深斥责的是郑文公的昏庸。
至于为什么说讽刺的矛头最终是对准郑文公，古代有一位论者分析得很有道理：“人君擅一国之名宠，生杀予夺，唯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诛之可也。情状未明，黜而退之可也。爱惜其才，以礼驭之亦可也。乌可假以兵权，委诸竟上（边境），坐视其离散而莫之恤乎！《春秋》书曰：‘郑弃其师。’其责之深矣！”（朱熹《诗集传》引胡氏语）。总之，在抵御外敌之时，郑文公因讨厌高克反而派他带领清邑士兵去河边驻防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全诗共三章，写清邑士兵在黄河边上的彭地、消地、轴地驻防时的种种表现。表面上是在称颂他们，说他们的披甲战马如何强壮，奔驰起来又如何威风；战车上装饰着漂亮的矛，是如何的壮盛；军中的武士也好，主帅也好，武艺又是如何高强。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河上闲散游逛。每章的最后一句如画龙点睛，用“翱翔”、“逍遥”、“作好”等词来揭出本相，其讽刺的手法是较为含蓄的。从诗的章法上说，三个章节的结构和用词变化都不甚大，只有第三章与前两章不同处较多。作者采用反复咏叹的手法，以增强诗歌的气势和表现力，从而达到其讽刺的效果。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