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鞭挞了朝廷用人不以正道，滥施赏罚，致使巧宦得意，良将灰心的现象；后两句对乔侍御功高无赏、白首沉沦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全诗以汉写唐、借古喻今，直斥官场的黑暗，表现了诗人对唐朝不重用贤臣的不满情绪和对友人未得重用的同情，用典帖切，寓意深广。
一二句夹叙夹议，诗人从“荣”字落笔，以“薄”字作反衬，将两句诗所叙的事件，作了鲜明的对比。在朝廷受到荣宠的不应该是“巧宦”，而如今却“荣巧宦”；在“云阁”上受到表扬的应该是驰骋疆场，为国立功的名将，而如今却“薄边功”。这两句诗，互文见义，正反相形，将赏罚不明、是非颠倒的昏暗现象揭露无遗。劈头即发议论，借汉喻唐，笔锋犀利，为下面直抒胸臆先作好铺垫。
三四句承前而生发，诗人对好友乔知之的遭遇表示同情。诗人用“可怜”叫响，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同情，并用感喟、深沉的调子道出“可怜”的对象骢马使，富有感染力。诗人感情的波涛臻于顶峰，用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语气感叹道：“白首为谁雄”。正直不阿的骢马使，白首沉沦，不为世用，空有雄才。陈子昂在写这首诗时，乔知之已年近五十，故诗人以“白首”称之，可见这是首慨叹戍边将领生不逢时的咏老诗。
这首诗以“荣巧宦”“薄边功”概括朝政昏暗，以“骢马使”比乔知之而叹其“可怜”，然后以“白首为谁雄”的反诘语作结。全诗四句，共有三处用的是汉代词汇、汉代人物汉代典故，又是浑然一体，不露痕迹仅此而论，在艺术特色上犹有独到之处，蕴含深广，余味无穷。
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