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篇是一个女子睹旧物而生哀怨的语气。由“织锦”这个典故可知，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位思妇，其丈夫或游宦，或征戍，不必坐实。她感叹青春不再，桃李疏，芙蓉落，已到了人生的秋天。
“楼前桃李疏，池下芙蓉落”。这是思妇眼中之景，而且景中寓情。可以想象这位少妇，独坐幽闺，愁眉深锁，凝神呆望着楼外。流光冉冉，桃李之花已经纷纷落下，花疏叶繁，大好春光即将逝去，这就增添了她许多愁绪。次句写秋天。池塘之中，秋风乍起，荷花飘零，黯然凝望，惆怅无限。舒亶《虞美人》中的“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情景亦相似。第三句谓织锦以寄相思，然思极恨极，致使思绪繁乱，未能织成。此中有相思莫寄、四顾茫然之意。末句以景结情，用蟋蟀鸣声入于深闺罗帏来渲染秋夜凄凉的气氛。在古诗词中，蛰声往往同织妇联系在一起，且多写夜间悲愁。如姜夔《齐天乐·蟋蟀》云：“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陆龟蒙《子夜变歌三首》云：“蟋蟀吟堂前，惆怅侬愁。”秋凉已届，万户捣衣，又是最为关情之事；岁云将暮，又是一年，不禁令人倍增哀愁。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夫之也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这首诗，除第三句用典为情语之外，共他三句皆为景语。然而却是情景相生，互藏其宅，交融一体，妙合无垠。在结构方面，首句写春，次句写秋，两句结合，暗示春秋代序，年华转换，迟暮之感，相思之殷，尽在其中。末句以景托情，总括全诗，意在言外，余韵悠然。
这是一首精练含蓄、耐人寻味的哲理小诗，其在时空交错的叙述中，传达了诗人孤寂萧索的一种心态。此诗前两句交代了诗人自己新近搬到了孟城口居住之事，以及那里的衰败景象；后两句表达了诗人的无限感慨，使人由现在之衰景联想到昔日古树参天、杨柳依依掩映着精雅山间别墅的盛景。全诗精练含蓄、耐人寻味，构思深邃，笔墨精简曲折。
“新家孟城口”，首先是叙事，交代自己新近搬到了孟城口居住。按常理来说，既然是新家，应该有一番新气象。可诗人不然，下一句就说“古木余衰柳”，这里的环境除了疏落的古木，就是枯萎的柳树，呈现出的是一幅衰败的景象。一个“古”字，说明这里历史遗迹之长；一个“余”字暗含了兴衰的变迁；一个“衰”字，不仅画出了柳树无精打采、半死不活的形态，更暗示出一片衰败凋零的景象。想象当年宋氏别墅的盛况，对比现在的衰败状态，已经给全诗定下了悲愁落寞的基调。
搬到这样的环境里，乔迁新居的欢喜是没有了，带给诗人的，只有深深的思考。“来者复为谁”，是说以前这里有人居住，现在“我”来这里了，总有一天“我”也会离开，以后再来这里的，是何人。“空悲昔人有”，则意为既然会有这样的新旧更替，现在的“我”也不过是后来人眼中的昔人，“我”也不必再去替前人忧伤。
这两句诗，粗浅一看，是作者的自我排解：我在这里安家是暂时的，以后来住的人不知又是谁，所以，即使这里的景象不佳，我也没有悲哀的必要。但深入地理解一下可发现，这是诗人一种哲理上的思考。既然现在是这样一幅衰败不堪的景象，那么以前肯定有生机勃勃的时候。现在的古木，那时候还在茁壮成长；现在的衰柳，那时候一定欣欣向荣。
此诗写景仅一句“古木余衰柳”，借一片疏落的古木和枯的柳树，便足以显示出孟城口衰败零落的景象；又借一个“余”字寓无限感慨，使人由今之衰联想到昔日古树参天、杨柳依依掩映着精雅山间别墅的盛景，可谓画一目而尽传精神。由此诗可知诗人构思之深邃，笔墨之精简曲折。
第一首是写元军攻陷金都汴京后，劫掠大批妇女送往塞外一事。诗以路旁横竖倒卧的囚犯开篇，可以想见众多囚犯（俘虏），有死有活，有病有残，哀哀躺卧，不忍入目。第二句写毡车辘辘，如流水般地北驰着。装载着什么，后两句做了说明，原来毡车里满载在汴京抢劫来的红粉佳人。她们哭声震天，欲死不得，想逃不能，将要去做蒙古统治者的奴仆姬妾，任人蹂躏。她们哭不绝声，一步一回头，望着可爱的故乡，在元军的监押下离开了故土。诗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多么残忍的劫掠图！
第二首是写元军破坏寺庙，抢劫财物的罪行。这首诗直抒其事，抓住军营驻地把寺院的木佛砍了做柴烧一事，既表现了他们的蛮横，也说明劫难的残酷程度，就连神佛的安全也不保了。此诗揭露深刻，用意巧妙。元军不仅破坏京城文化古迹，还把珍贵的乐器、祭祀珍宝等劫走。第三句反诘一句，跌宕一笔，更进一步揭露了元军劫掠之多的罪行，以“大船浑载”的事实，激发人们对侵略者的憎恨。
第三首绝句以十分洗练的笔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荒寂凄凉的画面。在构图上，诗人选择了白骨、荒沙、破屋、疏烟等最具有特征性的景物着力刻画，写出多年战乱的浩劫对农村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桑梓繁茂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在这一片焦土荒漠上，尸骨纵横相藉，寒鸦聒噪争食，被洗劫一空的村村寨寨，只剩下了一堆堆焦黑断砖碎瓦，一两座屋舍的残垣中冒出几缕孤烟。这就构成了一幅荒凉、萧索、残破、恐怖、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高度概括地显示了战乱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灭顶之灾。这画面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揭露和控诉力量，诗人又巧用画龙点睛之笔，将自己主观感情的抒发融入景物描写之中。第三句的“河朔生灵尽”正是一笔点出了整幅画面的主题——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地区，在频仍残酷的战乱中几近生灵绝灭，这是一场多么巨大的民族悲剧啊！这抒情饱含血泪，凄楚悲愤，与萧索荒凉的画面融为一体，形成了苍凉悲惨的意境，读来余味无穷。
《北渡》三首写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诗中句句都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通过这些事实，读者可以体味出侵略者骄横强暴到了何种地步，亡国之民遭受的是怎样的凌辱和痛苦。大道上奔驰的是满载战胜者和他们掠夺来的珍贵物品的蒙军毡车，黄河中行驶的是把汴京城里贵重物资都装走了的蒙古大船；而僵卧在大道两旁的则全是用绳索捆绑着的亡国兵、民，跟随在蒙军马后的是“一步一回头”的受凌辱的妇女，河朔大地死尸如麻，人烟稠密的农村，现在剩下的都是些断垣破屋和零零落落的几户炊烟了。诗中还特意强调了象征文明的“木佛”和“大乐编钟”竟被随意处置，木佛贱于柴，编钟满市排，斥责野蛮侵略者不仅抢夺物资、人口，还对古代文明进行了肆意的亵渎、践踏，这是诗史，对后世很有教育作用。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此诗以凉风起兴，对景相思，设想李白于深秋时节在流放途中，从长江经过洞庭湖一带的情景，表达了作者对李白深切的牵挂、怀念和同情，并为他的悲惨遭遇愤慨不平。全诗情感真切深挚，风格婉转沉郁，为历代广为传诵的抒情名篇。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以秋风起兴，给全诗笼罩一片悲愁。诗人说：时值凉风乍起，景物萧疏，怅望云天，此意如何？只此两句，已觉人海沧茫，世路凶险，无限悲凉，凭空而起。
次句不言自己心境，却反问远人：“君子意如何？”看似不经意的寒暄，而于许多话不知应从何说起时，用这不经意语，反表现出最关切的心情。这是返朴归真的高度概括，言浅情深，意象悠远。以杜甫论，自身沦落，本不足虑，而才如远人，罹此凶险，定知其意之难平，远过于自己，含有“与君同命，而君更苦”之意。此无边揣想之辞，更见诗人想念之殷。代人着想，“怀”之深也。挚友遇赦，急盼音讯，故问“鸿雁几时到”；潇湘洞庭，风波险阻，因虑“江湖秋水多”。李慈铭曰：“楚天实多恨之乡，秋水乃怀人之物。”悠悠远隔，望消息而不可得；茫茫江湖，唯寄语以祈珍摄。然而鸿雁不到，江湖多险，觉一种苍茫惆怅之感，袭人心灵。
对友人深沉的怀念，进而发为对其身世的同情。“文章憎命达”，意谓文才出众者总是命途多舛，语极悲愤，有“怅望千秋一洒泪”之痛：“魑魅喜人过”，隐喻李白长流夜郎，是遭人诬陷。此二句议论中带情韵，用比中含哲理，意味深长，有极为感人的艺术力量，是传诵千古的名句。高步瀛引邵长蘅评：“一憎一喜，遂令文人无置身地。”这二句诗道出了自古以来才智之士的共同命运，是对无数历史事实的高度总结。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此时李白流寓江湘，杜甫很自然地想到被谗放逐、自沉汨罗的爱国诗人屈原。李白的遭遇和这位千载冤魂，在身世遭遇上有某些相同点，所以诗人飞驰想象，遥想李白会向屈原的冤魂倾诉内心的愤懑。
这一联虽系想象之词，但因诗人对屈原万分景仰，觉得他自沉殉国，虽死犹存；李白是亟思平定安史叛乱，一清中原，结果获罪远谪，虽遇赦而还，满腔的怨愤，自然会对前贤因秋风而寄意。这样，“应共冤魂语”一句，就很生动真实地表现了李白的内心活动。最后一句“投诗赠汨罗”，用一“赠”字，是想象屈原永存，他和李白千载同冤，斗酒诗百篇的李白，一定作诗相赠以寄情。这一“赠”字之妙，正如黄生所说：“不曰吊而曰赠，说得冤魂活现。”（《读杜诗说》）
这首因秋风感兴而怀念友人的抒情诗，感情十分强烈，但不是奔腾浩荡、一泻千里地表达出来，感情的潮水千回百转，萦绕心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