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句写诗人在南来北往的旅途中，遇到能休息的地方便休息；次句写江水中的白珋已经消失了，水波粼粼，呈现出一派深秋的景色。后两句即景抒怀，三句自称不是逢秋就会伤感的一般文人；末句采用拟人的手法，写听凭傍晚的秋山相对发愁。诗写得富有韵味，显示出作者超尘脱俗的气质。
诗的起笔突兀，一开始就指出：不论是南去北来，还是北去南来，诗人总是想去就去，想休息就休息，无优无虑，恬然适意。诗的第二句紧承首句写道：“白蘋吹尽楚江秋。”诗人象是回答说，正是在萧萧秋风把白蘋都吹落了的深秋季节才如此这般说来。他身处秋气潇杀、万物凋零的深秋季节，丝毫没有悲哀凄凉的感觉，反而无优无愁，安然处之。本来，诗人得休便休已经够洒脱了，再有后一句萧瑟景象的衬托，就更显示出超尘脱俗的气质。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悲秋”的传统。一到秋天，西风瑟瑟、枯叶飘零，这萧条凄清的景象极易引发诗人对不如意的人生大兴悲叹之辞。早在战国时期，楚人宋玉作《九辩》，第一句就叹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而此诗作者能如此逢秋而不悲，随遇而安、怡然自得。诗的前两句在叙述诗人不寻常的举止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问号。
诗的三、四句紧扣首二句之意、“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对愁。”在这里，诗人以道人自比，表现出诗人对闲适味道。飘逸、淡泊无求境界的向往。诗人之所以能够“南去北来休便休”，就是因为他不是见秋生悲的“悲秋客”，而是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道人。因此，当众人对秋生悲时，诗人自然无悲可言，“一任晚山相对愁”。此时，作者远远望去，楚江两岸的山脉凄清寥落，像是在飒飒秋风中相对发愁。晚山本来不会悲愁，在超脱淡泊的道人看来，晚山也不会悲愁。只有在悲秋人眼里，晚山连同周围的一切才看上去象是都在悲叹哀伤。在此，诗人没有直接去写愁容满面的“悲秋客”，而是通过“悲秋客”眼里所看到的秋暮中凄凉悲伤的景物来写“悲秋客”，这样写，更显示出诗人超然物外的潇洒飘逸。
程颢是北宋有名的理学家，他这首诗就有些谈禅（佛教道理）的味道。但诗人并不是真的那么旷达，真的能超凡脱俗。其实他写要“休便休”，恰恰说明他对“南去北来”已经感到疲倦，渴望守着家人过宁静安逸的生活；他写“白蘋吹尽楚江秋”，可见他对秋天的到来是敏感的；他写“晚山相对愁”，恰恰反映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忧愁。所以欣赏诗歌，既要看诗歌中的议论，更要看诗歌中所描写的形象。
这是薛宝钗所作的一首柳絮词，该词被众人推选为独占鳌头的作品。薛宝钗在叙述其创作意图时说过：“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由此可见，该词之所以能做到“不落俗套”，匠心独运，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道出了“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这首词上片状物，着力描写风飏柳絮、悠然起舞的情状。下片言志，抒写了柳絮的情志：有离即有合，有散必有聚。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巧妙地借柳絮之口委婉地道出薛宝钗青云平步的志向。全词句句咏物，处处有“我”，物性我情，水乳交融。
词的开头就已非同凡响：“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柳絮飘飞的地点，已不是黛玉笔下那触目愁肠的“百花洲”和“燕子楼”，而是换成了充满着富贵气象的“白玉堂前”——封建贵族家庭的住宅里；柳絮飘飞的姿态，虽然也仍是“一团团逐对成毯”，却已没有黛玉词中那种“空缱倦，说风流”的幽恨，一变而为欢快轻盈、均匀优美的舞姿，流露出一种欢愉融洽的欣喜之情。
词的第三句，接以“蜂围蝶阵乱纷纷”的描写，来进一步烘染这春意喧闹的大好时光，从而唱出了词人对春光的一曲赞歌。如若拿宝玉《南柯子》词中之“莺愁蝶倦”、湘云《如梦令》 词中之“鹃啼燕妒” 这些意象与之相较，则可见在所表达的感情基调上，与宝钗这首词是迥然不同的。
“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表面上借用了宋人苏轼咏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一句意，却又在活用的基础上翻出一层，另辟新意，用一“何曾”、一“岂必”的反问句式，便顿使苏词中所表达的情感作一逆转，化消极的情调为积极的精神。同时，就词的结构而论，则此处写柳絮的不愿意随波逐流、飘坠尘埃，正好为词的下片抒写柳絮直上青云的心愿，巧妙地埋下了伏线。
下片词人更侧重于抒写柳絮的情志：“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非常细腻地体现了柳絮尽管四处飘飞，也仍不改初衷，无牵无系，随缘自适的旷达襟怀。由于有了这层情志的铺垫，因而在词的最后三句，词人便直接地抒写了柳絮凭借东风扶摇直上的远大志向，这样便使整首词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完成了对柳絮感慨整个心理流程的揭示。
显而易见，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则是薛宝钗这位“人情练达世事明”的封建“淑女”自我个性的写照。她那种“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处世态度，体现在柳絮“随聚随分”的形象描述中。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
词作起势不凡，以钱塘江潮喻人世的聚散分合，充分地表现了词人的豪情。首二句写江潮“有情”而来，却终“无情”而归，似有情而实无情。“几度斜晖”的发问，又写出天上阳光的无情。地上潮水无情而归，天上夕阳无情而下，则是天地无情，万物无情。“俯仰昔人非”写人世转瞬万变，如同梦幻，这又是社会人生的无情。对此无情的人生，词人的态度却很乐观，“不用思量今古”，不必替古人伤心，也不必为现实忧虑，因而他能超脱时俗，“白首忘机”。这种达观的思想，在苏轼词中表现得极为普遍，而在这首词中则更明显，词人俯仰天地，纵览古今，得出的结论“一切无情”。因此，他的“忘机”，就带有深刻的了悟性。
下阕写词人与参寥的友情。词人看穿了古今万物，无意去名利场上角逐，但他并没有完全忘世，更没有忘情，他对生活的爱是执著强烈的，他对友情是非常珍视的。回想起在西湖与参寥子和诗饮酒、饱览春山美景、谈禅说理、流连忘返的日日夜夜，词人不禁从内心深处对这位友人以知己许之——“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以“诗人”称参寥，正反映出二人志趣的投合。苏轼才高学富，一般是不轻易许人的，但对参寥的诗，曾不止一次地赞赏。如参寥的诗句“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风薄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等，都是为苏轼所激赏的。在诗歌创作上的共同兴趣，是二人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约他年、东还海道”以下五句，表现了词人归隐之志的坚定，进一步写二人的友情。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东山再起后，时时不忘归隐，但终究还是病死于西州门，未能实现其归隐的“雅志”。羊昙素为谢安所重，谢安死后，他有一次醉中无意走过西州门，觉而大哭而去。词人当时被召还，且被委以显官，但他“白首忘机”，志在归隐，因此，安慰友人，说“我一定不会像谢安一样雅志相违，使老朋友恸哭于西州门下”。说“愿”，说“不应”，全从自我的感情落笔，正表现了两人情谊的深切。 这首词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平淡的文字抒写深厚的情意，而气势雄放，意境浑然。“从至情中流出”道出了这首词的特色。由于词人与参寥有着共同的志趣，由于参寥品德的高尚，他们的友谊是十分真挚的。词人所抒之情发自内心，这种真挚的感情并不因文字的平淡而失去其深沉、雄厚之力。这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种艺术境界，它看似容易，实际上只有少数作家才能达到。元好问说苏轼词“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此外，词中抒写出世的高想，表现人生空漠之感，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使人惟觉其气象峥嵘，而毫无颓唐、消极之感。词人强调达观和“忘机”，使人感到的却是他对友情的无比珍重。苏轼达观中充满豪气，向往出世又执著于友情的个性，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