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动乱年代的生动写照。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銮舆西迁。各地地方军阀、地主武装拥兵自重并趁乱抢夺财物，迫害人民，到处发生着流血恐怖事件。在这些“乱世英雄”心中，天理，王法，朝廷命官等，全都不算回事。韦庄《秦妇吟》就写过官军的纵暴：“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而当年杜荀鹤旅途停舟于池州（今安徽贵池。唐时一称秋浦郡），遇郡中发生兵变，郡守被乱军逐出，恐怖覆盖秋浦。诗人目睹这一切，忧心如焚。“诗可以怨”，或者说“愤怒出诗人”。他写了这篇《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诗人落笔就描绘了郡中叛乱后的恐怖世相。人们握手相看，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为压抑的情况。对于它的原因，只轻轻一点：“军家刀剑在腰边”，“在腰边”三字极妙，暴力镇压的威慑，不待刀剑出鞘，已足以使人侧目。乱军的跋扈，百姓的恐慌，诗人的不安，尽在不言之中。这种开门见山的作法，使人感到这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按捺不住的激发。
“徧（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二句承上“军家刀剑”，直书乱兵暴行。他们杀人越货，全是强盗的行为。其实强盗还害惧王法，还不敢如此明火执杖，肆无忌惮。“平人”即平民（避太宗名讳改“民”为“人”），良民，岂能杀？更岂能乱杀？“杀”字前着一“乱”字，则突出行凶者面目的狰狞，罪行的令人发指。“不怕天”三字亦妙，它深刻地写出随着封建秩序的破坏，人的思想、伦常观念也混乱了。正常时期不怕王法的人，也应怕天诛。但天子威风扫地的末世，天的权威也动摇了，恶人更成“和尚打伞”，为所欲为。
更有甚者：“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甃音zhòu，用砖砌造），拆寺敞坟，在平时会被视为极大的罪孽，恶在不赦，此时却发生在青天白日下。战争造成大破坏，于此也可见一斑，参阅以《秦妇吟》“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尤觉真切。诗人通过搜宝货、杀平人、拆古寺、开荒坟等时事，生动地表现了满目疮痍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表现了对乱军暴行的咬牙切齿。
现实很残酷，问题很多，然而诗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也老老实实承认了这一点：“郡侯逐出浑闲事，正值銮舆幸蜀年。”这像是无可奈何的叹息，带着九分伤心和一分幽默：这种局面，连一方“诸侯”的刺史都毫无办法。不但无法，他还自身难保，让“刀剑在腰边”的乱军轻易地撵了，全不当回事儿。不但郡守如此，皇帝老官也自身难保，被黄巢、尚让们赶出长安，也全不算回事了。“銮舆幸蜀”，不过是好听一点的说就而已。诗末的潜台词是：如今皇帝蒙尘，郡守被赶，四海滔滔，国无宁日。你我同仁空怀忧国忧民之诚，奈何无力可去补苍天。只好写下这一页痛史，留与后人评说吧。
诗人早年因避乱来到江南，曾经旅居苏、杭二州。晚年又担任杭、苏刺史多年。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也与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晚年回到北方以后，仍然恋恋不已。三首《忆江南》词就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以后文人词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人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花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花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紧承前首结句“花不忆江南”，将记忆的镜头移向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中间两句是说，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枕卧其上，欣赏那起落的钱塘江大潮。
偌大一个杭州，可忆的情景当然很多，而按照这种小令的结构，却只花纳入两句，这就需要选择和集中最有代表性，也是他感受最深的东西。就杭州景物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不用说，浙江潮和月中桂子，就是杭州景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作者也对此感受最深。
何谓月中桂子？《南部新书》里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别人也可花拾得。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也很想拾它几颗。《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自注云：“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看起来，他在杭州之时多次往寻月中桂子，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因而当他把记忆的镜头已向杭州的时候，首先再现了“山寺月中寻桂子。”这样一个动人的画面。
如果说天竺寺有月中桂子飘落不过是神话传说，那么浙江潮却是实有的奇观。浙江流到杭州城东南，称钱塘江；又东北流，至海门入海。自海门的潮水，十分壮观。《方舆胜览》云：“钱塘每昼夜潮再上，至八月十八日犹大。”请看《钱塘候潮图》里的描写：“常潮远观数百里，若素练横江；稍近，见潮头高数丈，卷云拥雪，混混沌沌，声如雷鼓。”正因为“潮头高数丈”，所以作者当年做杭州刺史的时候，躺在郡衙的亭子里，就花看见那“卷云拥雪”的壮丽景色。
这两句词，都有人有景，以人观景，人是主体。所不同的是：上句以动观静，下句以静观动。“何日更重游？”末句是说，什么时候花够再次去游玩？这首诗仅就作者的内心活动而言，已蕴含着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的哲理，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首诗，追忆苏州往事。“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开头是说，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照应第一首的结尾和第二首的开头，把镜头移向苏州。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中间两句是说，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美丽的芙蓉。一面品尝美酒，一面欣赏美女双双起舞。“春竹叶”，是对“吴酒一杯”的补充说明。“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可解释成春天酿熟的酒，也可解释为花给饮者带来春意的酒，从“春”与“醉”的对偶来看，后一句解释也许更符合原意。“醉芙蓉”是对“吴娃双舞”的形象描绘。以“醉”字形容“芙蓉”，极言那花儿像美人喝醉酒似的红艳。“娃”，美女。西施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修建的住宅，叫“馆娃宫”。开头不说忆苏州而说“忆吴宫”，既为了与下文协韵，更为了唤起读者对于西施这位绝代美人的联想，读到“吴娃双舞醉芙蓉”，这种联想就更加活跃了。这两句，前宾后主，喝酒是为了观舞助兴，着眼点落在“醉芙蓉”似的“吴娃”身上。
“早晚复相逢？”末句是说，不知何时会再次相逢？“早晚”，当时口语，它的意思与“何时”相同。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花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公元743年（唐天宝二年），李白在翰林。唐玄宗无意重用他，更加上杨贵妃、高力士、张垍等屡进谗言。于是，他初到长安怀抱的希望终于破灭，打算离开长安。这首诗正作于此时。
诗的开头，点明送别的地点。“长安青绮门”，是东去的行人辞别京城的起点，自然会使诗人想起种瓜的召平；再往前走，便是折柳分袂的灞桥。这个地方原本就蕴蓄着历史的感慨，加上酒店里胡姬殷勤招呼，举杯在手，更觉得思绪万千，别情无极。在朋友临当上马，相别即在顷刻之际，诗人含蓄地倾诉了他的肺腑之言：“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这表面上是写诗人眼前容易看到的景物，但实际上是暗喻心中难以表达的感情。芳兰摧折，贤能之士偏偏遭遇不幸；鸟雀喧嚣，奸佞之臣得志猖狂；风吹、日没，则是政治黑暗，国势渐衰的写照。在知友临别之际，诗人道出这么两句，彼此的心中都很了然，而却包含着很深广的忧愤。现实既是如此，诗人是这样来考虑他们彼此的出处行藏：“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手指飞鸿，并不一定是送别时实有的景象，也是暗喻心中所要表达的意思。“鸿飞冥冥，弋人何慕焉”（扬雄《法言·问明篇》）。像鸿鸟一样高飞，离开长安，固然是对政治污浊的深恶痛绝，同时也还有出于实际的全身远祸的考虑。“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表明两人对现实的认识很清醒，归趋也正相同。“颍水有清源”，既是地理的，是归隐之地；又是历史的，更符合归隐之情。历史上，著名隐士许由的事迹影响长远，也正似颍水的清源不竭。这也就暗含着对裴十八归隐的赞赏和慰藉。
这个诗题下的两首诗，虽可相对独立，但就思想内容而言，前一首要有后一首才更高，后一首则必须有前一首才完足。如果诗意仅止于同归颍水，追踪许由，那还只是一般诗人的手笔，而到了第二首把诗意翻进一层，才是李白所独到的境界。第二首起句便好：“君思颍水绿，忽复归嵩岑。”前一句的意思是：“您想念着碧绿清澄的颍水。”这一句把归隐的愿望写得十分形象，抽象的思想、意念化成了具体的、美好的、能够感触的形象。“忽复归嵩岑”，“忽复”两字表现出人的个性和情态，十分洒落、爽快，看淡功名富贵尽在不言之中了。“归时莫洗耳，为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买名。”许由洗耳的典故，用得灵活入妙。诗人在这里把许由这位上古的高士，临时拉来指桑骂槐，这是因为唐代以隐居为手段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之人，大有人在。李白很鄙视这种假隐士，所以他说不洗心而只洗耳，是矫情作伪，欺世盗名。诗人认为不论是进是退，是隐居还是出世，只有真正有经世济民的抱负和才干的人，才是超越流俗的大贤。李白平生最仰慕的古人之一谢安，正是这种典型。“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末句是诗人与友人临别赠言，相互劝勉、慰藉之词，洋溢着积极向上的精神。
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说这首诗：“只写送别事，托体高，著笔平。”所谓“托体高”，就是说这首诗以立意取胜；“著笔平”，也就是用语朴实。这种写法，质朴自然，不加以藻饰，直抒胸臆，是汉魏风骨的继承。它不在于一字一句的奇警，而在于全篇的浑成，即全篇作为一个整体，铸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使读者想象和体会到诗人的胸襟气度、思想感情。由于诗的概括力很强，把丰富的思想感情紧缩在具体的形象之中，所以内容上十分有味。这首诗，决不是那些用词雕琢、一味铺陈语言的作品所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