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被赶出长安,心情无限激愤和失望。但又看不见别的出路,因而也更加苦闷。在这首送岑征君归隐的诗里,这激愤、失望,苦闷的心情一齐迸发出来,化为对唐玄宗统治集团的控诉和同黑暗政治现实决裂的誓言。
第一部分(1~4句)是写岑征君是相门之子,有着谢安一样的雅望。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以腾飞的巨龙比喻岑征君卓越的才能,充分体现了他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第二部分(5~12句)是写送别岑征君当时的情景和想象岑征君归隐鸣皋山的原因。诗中写岑征君有卓越的才能,但竟不容于世,反衬了现实的黑暗。征君归隐鸣皋山虽是无可奈何之举,但隐居生活非常的幽深凄清、恬淡纯净,同权贵专权,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对立的。无论是送别的情景,还是想象中的隐居生活又都表现了诗人极为苦闷的心情。
第三部分(13~20句),诗中描述的君主是封建时代谦恭下士的帝王的典范;而贤士又都是性格傲岸、蔑视权贵的典型。李白在诗中徵引这些古人的典故,用意无非是两个,一是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借以批评唐玄宗的“轻士”;二是表明自己平交帝王的态度,决不以牺牲人格来换取功名。李白的这种追求人格价值的理想,产生在盛唐政治开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受到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的培养和滋育,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富有人格价值、值得布衣寒士骄傲的人生追求。
到了第四部分(21~24句),诗人则把满腔激愤,失望和苦闷的心情,写成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与斥责。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统治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诗人表示,再也不能在这个黑暗的现实里呆下去了。这里,他又是用否定一切现实生活,以消极归隐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反抗的,当然反映了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第一首诗主要写十一月四日的大雨和诗人之处境。前两句以夸张之法写大雨瓢泼,其声响之巨,描绘出黑天大风大雨之境,很是生动,波涛汹涌之声正与作者渴望为国出力、光复中原之心相印。后两句转写近处,描写其所处之境,写出作者因天冷而不思出门,其妙处是把作者的主观之感和猫结合一起写。
第二首诗以“痴情化梦”的手法,深沉地表达了作者收复国土、报效祖国的壮志和那种“年既老而不衰”的矢志不渝精神,向读者展示了诗人的一片赤胆忠心。
诗的开头两句“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低卧,直挺挺地躺着,意思是说年老力衰,作者当时已68岁。孤村,荒僻的小村,指作者的故乡山阴。戍,是守卫的意思。轮台,是汉代西域地名,在今新疆轮台县,这里是借指宋朝北方边防据点。两句的意思是说:我拖着病弱的身体,躺在这荒僻的小村庄里,但是我并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而哀伤,我还想着为国家去守卫北方边疆。“僵卧孤村不自哀”叙述了作者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尚思为国戍轮台”是对“不自哀”这种精神状态的解释,前后照应,形成对比。
“僵、卧、孤、村”四字写出了作者此时凄凉的境遇。“僵”字写年迈,写肌骨衰老,“卧”字写多病,写常在床蓐;“孤”字写生活孤苦,不仅居处偏僻,而且思想苦闷,没有知音;“村”写诗人贫困村居,过着荒村野老的凄苦生活。四字写出了作者罢官回乡后处境寂寞、窘迫、冷落的生活现状。笼罩着一种悲哀的气氛,让人十分同情。但接下去“不自哀”三字情绪急转,又现出一种乐观豪放之气。诗人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感到悲哀,贫病凄凉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悲哀之处;诗人自己尚且“不自哀”,当然也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但他需要理解,理解他终生不渝的统一之志,理解他为这个壮志奋斗的一生,理解他的满腔热血、一颗忠心,就是“尚思为国戍轮台”的精神状态。
这两句诗是诗人灵魂和人格的最好说明,山河破碎,国难当头,自有“肉食者谋之”,诗人不必多此一举。另外,诗人正是因为“喜论恢复”、热心抗敌才屡屡受打击,最后才罢官闲居的。作为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他一生问心无愧,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今后国运如何他可以毫不负责。其次,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诗人作为年迈多病的老人也已不能承担报国杀敌的义务了。作为一个既无责任也无义务的七旬老人仍有“为国戍轮台”的壮志,这就让人肃然起敬慷慨扼腕。相比之下,那些屈辱投降的达官贵人和苟且偷生的人,他们承担着责任和义务却无心复国,显得渺小和可鄙。
“夜阑卧听风吹雨”紧承上两句。因“思”而夜阑不能成眠,不能眠就更真切地感知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声,由自然界的风雨又想到国家的风雨飘摇,由国家的风雨飘摇自然又会联想到战争的风云、壮年的军旅生活。这样听着、想着,辗转反侧,幻化出特殊的梦境——“铁马冰河”,而且“入梦来”反映了政治现实的可悲:诗人有心报国却遭排斥而无法杀敌,一腔御敌之情只能形诸梦境。“铁马冰河入梦来”正是诗人日夜所思的结果,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的英雄气概。这也是一代志士仁人的心声,是南宋时代的民族正气。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作者在首二句开篇谈到东晋诗人陶渊明,表明自己很喜欢陶渊明的作品,作者觉得陶渊明的文思高超玄妙。作者在第二、三句提到和白氏同期稍早的诗人韦应物,称赞其诗歌具有清新闲远的情调。陶氏和韦氏与江州(今江西九江、瑞昌等市县)都有着较深的联系。陶渊明是九江当地人,曾任江州祭酒和彭泽(隶属九江)县令。而韦应物曾担任过江州刺史,亦曾于诗中提及浔阳楼,曰:“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登郡寄京师诸季淮南子弟》)白氏登楼而追忆曾居于江州的前人,对他们的才情抒发强烈的赞扬和佩服。
在前四句中,作者以一“爱”字来说明陶氏的作品对自己有着很深的吸引力,又用一“怪”字来表达自己对韦氏的诗才感到很好奇。
至第五、六句,作者的想法渐渐明朗开来,他在登楼之后,知道了为何二人之诗风令他“爱”与“怪”。此二句语言平实,内容简单,但却是承上启下之笔,既让人明白他提及陶韦二人,说“爱”与“怪”的目的,又引人欲观下文,想要了解作者在登上浔阳楼后。究竟是看到什么或感受到什么,让他“有以知其然”。
在第七至第十句时话题一转,以优美的对偶句向众人展现出了江州辽远大气的美景。
七、八两句中,“大江”对“匡山”,体现江州山水俱备;“寒”对“青”,清冷的触感与沉郁的色彩,体现出山水的气势;“见底”与“倚天”相对,下深及江底,上高耸入云天,体现江州山水的壮阔。在这两句的描写中,影像鲜明雄阔,色彩较重,更偏向于可感的视觉和触觉。而第九、十句则转向一种迷濛之中。“深夜”对“平旦”,江州无论晨昏日夜,皆有其独特的美景;“湓浦月”对“炉峰烟”,夜里月光洒在江水上,清晨的香炉峰云烟聚散,给人一种似实而幻,幽静淡雅的迷离感。此二句铺展出江州的柔美风光,与第前两句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色彩一重一淡,感受一真一幻,笔锋一刚一柔。
如此景观所包蕴的“清辉”与“灵气”日夜浸染着昔日的才子诗人,给予他们高玄的文思,清闲的诗情。诗至第十一、十二句,作者胸中已了然,正是这样的山水,赋予陶韦二人创作出令其“爱”和“怪”的作品。
抒怀至此,似乎可告一段落。但作者显然意犹未尽。第十三、十四句所言,或许在说文才不如二人的同时,亦觉官才不如之,虽然对于他人来说,他的为官经历和诗作文笔皆可以证明白氏是有才之人,且丝毫不逊于陶韦,但白氏依然在前人才华前表达出了自谦。最后,他对自己写下此诗作了一番解释:“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自言这首诗是登高兴至而偶发之作。才情有限,无法将所见景物完美地表达,愧对江山美景。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其内心有着不得志的苦闷。在“俯仰”一句中,或许亦有可能些微传达出其在政治上挫折顿郁,志不能抒,虽仍为官却愧对自己想要在其间施展抱负的天地江山。
自古以来,登高望远往往能给文人骚客许多的感触或是情致。对于白居易来说亦然。诗题虽为《题浔阳楼》,实乃作者站在浔阳楼上饱览胜景。赞叹江州河山,并怀古抒情之作。登楼面对壮秀河山的白氏,在诗歌中一路笔锋飞扬,语句或直白或工巧,写景挥洒,抒情畅怀。使得全诗富有极强的情绪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