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中的“纵”字，不可轻易放过，表明了诗人游览的尽兴和满足。
起句平易流畅，直抒胸臆，诗人毫不掩饰对繁华的扬州城的赞叹。扬州城漫长的街道上，家家户户比肩而居，似乎并无特出之处。但打开想象，似乎摩肩接踵的人群，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各式各样的店铺，都一起涌到了眼帘。出语平淡，但是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次句出现了三个意象：月、桥、神仙。共同营造了扬州城傍晚的秀美繁华，首句主要是针对白天繁华的扬州城，而夜晚，却别有一番风味。每到傍晚，扬州城的娱乐场所竞相热闹起来，到处彩灯高挂，妓女们争奇斗艳、逞技献巧，或吟诗，或唱曲，或跳舞，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太平时光。天上的郎朗明月和华彩的人间灯火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第三句“人生只合扬州死”，诗人笔锋一转，不写“生”而写“死”，如此美好的时光，诗人应该沉迷享乐还来不及，而诗人却想到“死”，初看似乎不近人情，细思方觉巧妙，其中寓含了诗人深深的眷念之情。诗人完全为扬州城的繁华所陶醉了，他已经舍不得离开这里，生的时候可以选择长居扬州，而死后也要葬在扬州。诗人以其设想之奇险而出人意料，读之令人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这句诗是全篇中之警策。“死”被写得活色生香，将扬州城令人神往的美写到极致。诗人用死事入诗，且又是诗人现身说法，造成了极为传神的夸张效果。
第三句为扬州景物传神，第四句则只是第三句的具体补充。“禅智山光好墓田”，禅智寺本隋炀帝故宫，既是炀帝故宫，其山光水色之秀美，自可想见。故宫遗址而作好墓田，全然诗家口吻。细玩诗意，除极赞扬州风物这层意思外，对隋炀帝亦或略带微讽。
此诗用夸张而又细腻的笔法，盛赞了扬州优美的风光，抒发了对扬州的喜爱之情。诗人用笔出语惊人，以死事入诗，表明喜欢之深与热爱之切。除极赞扬州风物外，此诗对隋炀帝奢靡误国亦略带讥讽，其中隐寓了人事之沧桑变化，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是一首广泛传颂的名作，诗情画意，十分动人。
此诗首句刻画了人物形象，第二句概括自己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自问，最后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全诗别出心裁，构思新颖，含蓄地表达作者报国无门、衷情难诉的情怀。
作者先写“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陆游晚年说过：“三十年间行万里，不论南北怯登楼”（《秋晚思梁益旧游》）。梁即南郑，益即成都。实际上以前的奔走，也在“万里”“远游”之内。这样长期奔走，自然衣上沾满尘土；而“国仇未报”，壮志难酬，“兴来买尽市桥酒……如钜野受黄河顿”（《长歌行》），故“衣上征尘”之外，又杂有“酒痕”。“征尘杂酒痕”是壮志未酬，处处伤心（“无处不销魂”）的结果，也是“志士凄凉闲处老”的写照。“远游无处不销魂”的“无处不”（即“处处”），既包括过去所历各地，也包括写这首诗时所过的剑门，甚至更侧重于剑门。这就是说：他“远游”而“过剑门”时，“衣上征尘杂酒痕”，心中又一次黯然“销魂”。
引起“销魂”的，还是由于秋冬之际，“细雨”蒙蒙，不是“铁马渡河”（《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而是骑驴回蜀。就“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来说，他不能不感到伤心。当然，骑驴本是诗人的雅兴。李贺骑驴带小童出外寻诗，就是一个佳话。李白、杜甫、贾岛、郑棨都有“骑驴”的诗句或故事，而李白是蜀人，杜甫、高适、岑参、韦庄都曾入蜀，晚唐诗僧贯休从杭州骑驴入蜀，写下了“千水千山得得来”的名句，更为人们所熟知。所以骑驴与入蜀，自然容易想到“诗人”。于是，作者自问：“我难道只该（合）是一个诗人吗？为什么在微雨中骑着驴子走入剑门关，而不是过那‘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地生活呢？”不图个人的安逸，不恋都市的繁华，他只是“百无聊赖以诗鸣”（梁启超语），自不甘心以诗人终老，这才是陆游之所以为陆游。这首诗只能这样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解释，才合于陆游的思想实际，才能讲清这首诗的深刻内涵。
这就是说，作者因“无处不销魂”而黯然神伤，是和他一贯的追求和当时的处境有关。他生于金兵入侵的南宋初年，自幼志在恢复中原，写诗只是他抒写怀抱的一种方式。然而报国无门，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陕西前线，过上一段“铁马秋风”的军旅生活，旋即又要去后方充任闲职，重做纸上谈兵的诗人了。这使作者很难甘心。所以，“此身合是诗人未”，并非这位爱国志士的欣然自得，而是他无可奈何的自嘲、自叹。如果不是故作诙谐，他也不会把骑驴饮酒认真看作诗人的标志。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衷情难诉，壮志难酬，因此在抑郁中自嘲，在沉痛中调侃自己。
一般地说，这首诗的诗句顺序应该是：“细雨”一句为第一句，接以“衣上”句，但这样一来，便平弱而无味了。诗人把“衣上”句写在开头，突出了人物形象，接以第二句，把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概括于七字之中，而且毫不费力地写了出来。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既自问，也引起读者思索，再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正如前人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但真正的“功夫”仍在“诗外”（《示子遹》）。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