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赞扬陈七素有大志,一闻国家有难,即从戎请缨,万里赴边。歌词中处处流露出浑健壮逸的意境,既有称颂又有勉励,既饱含怨恨又无迹可寻,表现了诗人关心国事的感情,预祝友人早日凯旋,也抒发出诗人对明主弃才,友人失意的愤慨。
首联,诗人从日常经验出发,揭示了非凡之人常常在琐碎小事中度日,似乎毫无作为。这种叙述有助于减轻友人因仕途不顺而感到的愧疚,为后文的称颂和鼓励铺垫。首句中的“吾观”表明这种观察是亲身经历,语气坚定,让人不容置疑。
第二联将视野由普遍转向具体,切入描述友人的抱负和经历。前后两联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顺承自然。“鸿鹄志”的三个字既是对友人高尚志向的褒奖,也是表露诗人自身“冲天羡鸿鹄”的雄心。而“蹉跎”一句则道出了友人因才华被埋没而心生愤懑,也映射出诗人壮志难酬,浪费光阴的苦闷之情。
第三联从感伤情怀转向雄浑豪放,通过数字的对仗形成节奏感。“一闻”与“万里”之间的对比,再加上“忽”字,生动地展现了友人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国难,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
最后以反问句作结,紧扣主题,展示诗人自己也将前往京城谋求前程,同时预祝友人在前程路上获得胜利,早日有所建树。这一句形成了与前文呼应的结局,巧妙地将诗篇落点明确地安置在鼓励友人和展望未来上。
此词是作者怀念苏州去姬的词。
“梦醒芙蓉。风檐近、浑疑佩玉丁东”二韵,从盼望去姬归来兴起。芙蓉帐中梦醒,听到房檐风声,还疑似去姬衣带上玉佩丁东作响。
“翠微流水,都是惜别行踪”一韵,见景思人,写惜别之情。门前的青山绿水,都引发对去姬行踪的怀恋之情。“都是”二字,形容思念之深,映入眼帘的一切景象,都能勾起对爱姬的惜别之情。这里可能就他们分手之处,当时离别的行踪,念念不忘。
“宋玉秋花相比瘦,赋情更苦似秋浓”一韵,写相思之苦。宋玉有悲秋之赋,今日“我”的痛苦,比宋玉悲秋更苦,这是更进一层的写法。衬出对去姬怀恋的苦衷。作者喜用“瘦”字,如:“泪鸿怨角,空教人瘦”(《瑞龙吟》);“玉痕消,似梅花,更清瘦”(《夜游宫》);“诗清月瘦昏黄”(《高阳台》)。这大概受李清照名句“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绿肥红瘦”(《如梦令》)的影响。
“小黄昏,绀云暮合,不见征鸿”一韵,写时间转瞬已是黄昏日落,但仍不见鸿雁传书。
词的上片,从梦醒至黄昏,终日思念去妾,依依惜别、望归之情,渗透纸上。
“宜城当时放客,认燕泥旧迹,返照楼空”一韵,承上回溯爱妾初去之时,如今燕泥旧迹犹存,但已人去楼空了。一个“认”字,写出对去妾的念念不忘。“返照”与上片“黄昏”相应。此韵用顾况《宜城放琴客歌》典故,隐示作者苏州去妾之事。
“夜阑心事,灯外败壁哀蛩”一韵写今情。夜深人静,心事重重,室外破墙根下,蟋蟀哀鸣。一个“哀”字,衬托出心事的哀苦。以景衬情,情景交融。
“江寒夜枫怨落,怕流作,题情肠断红”一韵,承上进一步写“夜阑心事”。由秋枫叶落联想到红叶题诗故事。这是唐代盛传的良缘巧合的传说。唐宣宗时,舍人卢渥偶从御沟中拾到一片红叶,上面题有绝句一首,他就收藏在箱子里。后来宣宗放宫女嫁人,卢渥前往择配,恰巧选中题诗者,婚后,宫女在箱中发现红叶,卢渥方知题诗者就是他的妻子。(见范摅《云溪议》卷十)这个典故本极平常,作者用一“怕”字,反其意而用之,完全融入个人爱情悲剧。“怨落”与“肠断”都是作者的心理反映。这里见出活用典故的方法。
“行云远,料淡蛾人在,秋香月中”一韵,写去姬远在月中。这里连用“行云”、“淡蛾”,暗喻去姬,引发读者联想美女的形象。人在月中,可望而不可即,一个“远”字,写出作者相思的怅惘之情。
词的下片重点描绘作者的“夜阑心事”,“哀蛩”、“怨落”,把昆虫、植物拟人化,又活用红叶题诗典故,都反射出作者对去姬思念之深,怀恋之切。
这首词描绘作者终日思念去姬的心绪,在艺术手法上有两点较为突出。
一是见景生情:清晨梦醒,听风声、水声、观秋花,处处都引发惜别之情。又“小黄昏、绀云暮合”夕阳西下,不见传来书信,内心何其失望与惆怅。由“灯外败壁哀恐”,搅扰“夜阑心事”。见到月中桂树,联想到“行云远”人在月中。情景相融,意境优美。
二是活用典故:如“宋玉秋花相比瘦,赋情更苦似秋浓”,用一层写法,自己怀人之苦,甚于宋玉悲秋。又如“宜城当时放客”,用顾况诗意自喻苏州去妾之事,亦较自然。又如以红叶题诗之典,加一“怕”字,境界耐人体味。尾韵暗用楚王与神女相会之事以及嫦娥奔月故事,与作者思念去姬之情,也较吻合。
这首诗共十六句,每四句一韵,每一韵又是一个自然段落。第一段写桃源玩月,有月之景,有玩之情;第二段写八月十五夜色,以月光朗照下的天地山水反衬中秋之月;第三段浪漫畅想,写欲仙之感,由景及情,生发自然;最后一段从畅想中曳回,写日出月落,更就"绝景良时"抒发情感,略出桃源别后,难再重游一意。全诗景物随时而变,情调随景而移,有起伏跌宕之感。
这首诗表面上可以归入游仙诗,把中秋之夜写得如梦如幻。尤其“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一句已经成为中秋时节人们常用的佳句。至于其他欣赏者怎么理解,可以说百人百解。有联系刘禹锡仕宦失意,解释后半部分是以仙宫比喻朝廷,盼望早日回归;也有把前半部分解释为用“寒露坠”代指人生祸福无常,说这是刘禹锡对人生的感慨之作。也许这种种理解,正好体现了“诗豪”作品多彩的艺术魅力。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