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久这首《天净沙》,宛如一幅淡远幽雅的山水画,是对友人鲁卿隐居山中的礼赞,亦是自己一片向往之情的真实流露。这首小令笔墨简淡,风神高远。上半幅写景即写人,写出了隐者的品格风致。下半幅写自己来探望隐者,写出立刻深挚的友情。明朝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云:“张小山之词,如瑶天笙鹤”,“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凡此皆可于此首小令证之。究极而论,此首小令造境之高远,乃出自小山对于隐逸之真诚向往。 [4] 全曲通过对秋云、秋水、秋木的描写,构建出高远、清幽的境界,营造出静谧的禅境。通过对斋庵及其环境的描写,表现鲁卿高尚、纯洁的品格和自己的向往之情。
头三句写景。首句“青苔古木萧萧”,讲古木萧萧,青苔丛生。“青苔古木”,是构成首句物境的基础,青苔结生于古木之上,亦可以将青苔、古木理解为并立的意象。“萧萧”一词,一般用来形容木叶肃杀、飘落的情态,这里也是用来衬托秋日山中凄清、古静的气氛。
“苍云秋水迢迢”,写水云状貌。“苍云”是高空长云,有宏阔的气象;“秋水”有平沙落雁相伴,皆染秋色。“迢迢”修饰“秋水”,结构同“萧萧”修饰“古木”一样。“秋水迢迢”突出秋水长空一色的景貌,这里的“迢迢”其实也感染了“苍云”的色彩。
“红叶山斋小小”,写鲁卿山斋所在,有红叶飞落环绕,与肃杀的古木、旷远的云水相比,山斋不过是“小小”的一座。但“山斋”与前二者不同的是,青苔木色、云水长天,都是肃杀清远的“黑白照片”,而环绕“山斋”的“红叶”却是秋季最艳丽的色彩的代表。
前三句用相同的句子结构,由小至大、又由大入小地勾画出秋山云水的样貌。从色彩和结构的丰富性上来讲,“青苔古木萧萧”最肃杀,“青苔”“古木”都是较死板、幽深的物象;“苍云秋水迢迢”,使境界顿时开阔,色彩也更明亮了;“红叶山斋小小”,一“红”一“小”,与前文形成对比——“红”与“萧萧”“苍云”对照,形成鲜艳的色彩刺激,“小”与“萧萧”“迢迢”对照,实际上是把焦点集中到了“山斋”上来。
红叶”使得“山斋”成了前三句秋山云水图的中心,但“山斋”之“小”又为后文的继续展开留下了余地。其一。将鲁卿的“山斋”放到了巨大的秋山云水背景中;其二,“山斋”之“小”突出了它的幽深,这就使得下文“有谁曾到”的句子显得十分自然了。
后一部分“有谁曾到?探梅人过溪桥”,写的其实还是鲁卿斋的幽深,不过换了一个角度,并加了一些意思。所谓“探梅人”,指的是作家自己。“梅”不是秋日的物象,但梅的枝劲花清,自古是高士隐者的代表,作家说自己是“探梅人”,就是把鲁卿比作梅—般的高士来赞扬了。
过溪桥”是一个过程,作家想要探访“山斋”,但还在路上,刚刚踏过小溪上的石板桥。这样的写法。从效果上应和了前文“有谁曾到”的疑问,连诚心探访的作家都只是方过溪桥,他人自然是不知有此处了。
《天净沙》常用来写秋景、抒悲远之情。这首《天净沙》,则是通过秋景的衬托,写高士鲁卿的隐逸。一句“探梅人过溪桥”,带着些许禅意。
无声是最大的悲哀。辛弃疾《丑奴儿》词中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几句,算是把愁写到了极致。汪元里此诗的开头,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其中“愁到浓时“总提,以下分写斟酒、挑灯、看剑、流泪,诗句不再言愁,但愁绪自见。在这种地方,辛词用说话表现,汪诗用动作表现,可谓异曲而同工。又,第二句用辛弃疾《破阵子》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成句,浑然再现了一个报国无门的志士形象。只是此诗再缀以“泪痕深”三字,显示了一个宫廷乐师在亡国之后的心理状态,已不能和当年的辛弃疾相比了。
颔、颈两联,一叹知音少,一抒故乡情,既应题,表明只有王昭仪方能引为知己,又以家乡之思暗寓亡国之痛,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据《上谷郡图经》,黄金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遂以为名。又,《乐府诗集》卷四五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颔联前一句说空有黄金之台,后一句说枉调碧玉之歌,反复陈述的既是作者同王清惠在元大都的孤寂处境和悲怆情怀,又含有他们洁身自好,不与元人贵族和宋室降巨们为伍的坚贞节操。颈联先写秋风中颤抖的“万叶”,衬托别梦不成,再用孤灯夜雨衬托归息难禁—-自然,这里的“故乡心”表达的仍是对宋室的追念。写法上,前两句用典故直抒胸臆,后两句用环境反衬乡心,手法变化,效果极好。
末联故意宕开,由抒情转入写景,用梧桐雨、劲气构成凄切悲凉的意境,为上文中已经酝酿出来的感情设计了大自然的深沉回响,因而使作者的“浓”愁有充溢寒空、侵凌肌肤之势。
李压林《湖山类秘》说:“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歌欺而悲,甚于痛哭。”徽”与“湿”, 隐与彰,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但水云(元量号)独能把它们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就这首诗而言,其中“少知己分”、“空好音护”、“孤馆梦”、“故乡心”等等,几乎可以说是千百年来被文人学士们唱烂了的陈词,因而人们可能误认它是一首等闲之作—这是此诗 “显”与“彰”的一面。但如果知人论世,稍作进一步的考察,那么汪元只要愿意攀附元朝新贵,则“黄金台”必不甚远,故乡也可“荣”归,由此又可断定这首诗中的知己之叹、故乡之思绝不能作通常意义来理解——这又是此诗‘隐”与“微”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