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题赵晋臣积翠岩的。《铅山县志》卷一说:“观音石又名积翠岩,即古之杨梅山,在县西三里。”《方舆志》说:“积翠岩房蓄烟霭,五峰相对。”庆元六年(1200年),赵晋臣于其上建佛堂,自下望之,如在缥缈五云间。作者曾为赋《归朝欢》(我笑共工缘底怒),此词为再题之作,较之前词具有更多的悲壮苍凉气势。
这首词是把叙事、写景和抒情揉和在一块来写的。开头三句叙事。作者在《归朝欢》词中说:“先生拄杖来看汝。倚苍苔,摩挲试问,千古几风雨。”因为过去来过,故本词起句说:“柱杖重来约”,即重来践约之意。《庄子·天运篇》:“(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咸池,黄帝乐名(一说尧乐名)。《庄子集释》[疏]云:“洞庭之野,天地之间,非太湖之洞庭。”因此“洞庭张乐,满空萧勺”,是说东风荡漾,积翠岩上空古乐缭绕,充满典雅气氛,真可-谓“结亭三四五。会向暖热携歌舞”(《归朝欢·题赵晋臣敷文积是岩》)了。“巨海”三句写景,写积翠岩之千姿百态。《南越志》说:“高州巨海有大犀,出入有光。”前两句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巨海大犀,拔地而起,其角伸向此山高阁,突兀峥嵘,蔚为壮观。而后一句则说,五峰不一,三三两两,有的前仰,有的后合,姿态各异。在这里,作者使用“拔”“出”“尚”“前”和“却”诸字,化静为动,把积翠岩的神态和气势写了出来。“老我”四句抒情。言其年老力衰,登临伤怀,哀乐异常,只有借酒消愁而已。“劝君”三句寓情于景,写其欲假积翠岩之手,行铲除社会腐败之实,把贪官污吏、盗贼匪徒,全部消灭。“便休论、人间腥腐,纷纷乌攫”,其描写之生动,感情之强烈,真可以说是已发挥到极致。“九万里”三句以大鹏喻积翠岩,写其高洁。《庄子·逍遥游》说:“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风之积也不厚,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此处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神鸟大鹏,高矗云天,俯视岩下,风雷激荡,云翻雨覆。但岩中少水(《广信府志》说:后得柱杖泉,亦足用),须直上昆仑,洗濯其发,自然引出以下几句。“好卧”四句再次写景,写“当筑陂于其前”。此处运用《汉书·翟方进传》:“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鹤)”的典故,并以鹤自喻,谓赵晋臣应当听取他的建议,于积翠岩前筑十里长陂,拦洪蓄水,让翠色之影倒映陂中,让陂水浸润云覆之深谷,有山有水,积翠岩将变得更加美丽。
此词以叙事起,以写景终,中间穿插以写景、抒情、议论,形象鲜明生动,感情充沛强烈,纵横开阖,挥洒自如,于悲愤中见雄壮,具有浪漫气息和雄放风格。
此诗以夕阳黄昏的江天为观察点,敏锐地捕捉了大自然昼夜转换之际奇妙的景观。诗的一、二两句描绘出一幅壮美的图画,此时太阳刚好落山,平静的江面上,水气不断蒸发积聚,飘浮弥漫,使湛绿的江水更绿更暗,加上光线折射,成为一片朦胧的“绿雾”,向远处延伸。天西边,残余的阳光从地平线后面射入室中,将云彩照亮,形状是由宽而窄,向高处耸起,仿佛无数重叠的峰峦;颜色是浓紫鲜红,光怪陆离,大自然在如此广阔的范围急遽地变幻出奇异的景象,场面是伟大而壮观的。红的晚霞与绿的江水分割了整个画面,形成上红下绿异常饱满的两大色块。红与绿是两种互补的色彩,在一幅画面中交相辉映,显得酣畅淋漓。两句诗用了五个形容词,“绿雾”、“凉波”,状物十分形象,尤其第二句,“巘”比喻云霞,又连用“叠”、“红”、“嵯峨”三个形容词对其形状、色彩加以修饰,给人以无比丰富的视觉感受。与此诗相似的,有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吴融《江行》:“霞低水远碧翻红,一棹无边落照中。”两人写出了江水瞬息变化的奇丽景象,而场面的壮观似均不及李贺此诗。
三、四两句,对江上景物作细节的描写。风云随处皆有,因与江水相关,故称“水风浦云”。“生老竹”与前面“起凉波”句子形式完全一样,但前面所写是事实,这儿只是一种印象。李肇《国史补》下说:“杨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樛,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傍晚天气转凉,而竹林给人的感觉是清寒的,所以说水上的微风,岸边的云霭,仿佛是从竹林里生出来的。天色渐暗,江中小洲笼罩在暮色苍茫之中,远望蒲帆,像是整幅一样。这里,诗人抓住主观感受上的错觉,生动地表现出大自然的某种变化,笔调相当细腻。
五、六两句写江南人民的生活。鲈鱼是江南名产,以产于松江者最佳。《吴郡志》载:“天下之鲈两腮,惟松江之鲈四腮。”晋代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吹起,想到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便弃官而归,是有关鲈鱼的著名故事。“鲈鱼千头酒百斛”,凭藉着造物无私的奉献,南人过着富足安稳的日子。薄暮之中,酒半醉卧,苍翠的山峦宛然在目,非常悠闲自得。
最后两句,承五、六两句,谓人们在青山绿水之间,酒醉兴浓,不禁唱起歌来。“醉里吴音相媚好”(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这在生长于北方的诗人听来,一定很有情味。吟唱未终,不觉圆月已从江面升起,此情此景,物我俱化而难分彼此了。“江上团团贴寒玉”句,描写极为精确,“团团”指月轮的形状,“寒”指感觉,“玉”喻质地与颜色,着一“贴”字,形容月亮如同明玉粘附、镶嵌在天幕上。李贺写诗,很少用白描手法,而是借助想象强调事物多方面的性质,使画面变得更鲜明、凸出,具有立体的感觉。此句与孟浩然《宿建德江》中“江清月近人”对读,一则极力描摹,一则淡中有味,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调。
此诗从开头的江中绿雾到结尾的江上寒月,以江水为中心展开了一幅长的画卷,红霞与江水相接,远山是江边所见,南人在江畔宴饮,吃的是江中之鲈,水风浦云,洲诸蒲帆,无一不与江水相关。诗中景物颇为繁复,层次却十分清晰,时间上,从夕阳西坠至明月东升是一条线索。与此相关,一是气温降低,先说凉波、水风,又说寒玉,感觉越来越清楚。一是光线减弱,看天上红霞是鲜明的,看水中蒲帆已不甚分明,到月亮升起的时候,地上景物更模糊了。结构上,前四句描写景物,是第一条线;后四句叙述人事,是第二条线,但此时第一条线并未中断,而是若隐若显,起着照应与陪衬的作用,如第六句出现南山的景致,七、八两句写吟唱未终,江月照人,人与景融合为一,两条线索被巧妙地结合起来。黎简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李长吉集评》)此诗正是如此。
《南风歌》相传为舜帝所作。《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古今乐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史记·乐书》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明初,晋王朱(木冈)展扩太原城,新增修大南门,取《南风歌》之意,原南门命名为承恩门,即辛亥革命后的首义门,新南门命名为迎泽门。
此诗前两句始见战国尸佼的《尸子·绰子篇》,全诗始出三国魏王肃收集编撰的《孔子家语·辩乐解》。《孔子家语》是王肃伪托之作,今人因而怀疑《南风歌》也是后人伪作。舜为传说人物,其“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很可能是小说家笔法。不过据考证,《南风歌》自战国后已广为人知。今人逯钦立指出:“《史记》已言歌《南风》之诗。冯衍《显志赋》又云咏《南风》之高声。步骘《上疏》亦言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俱证《尸子》以后,此诗传行已久。谓为王肃伪作,非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王力则从音韵学的角度指出:此诗“以‘时’‘财’为韵,这种古韵也决不是汉以后的人所能伪造的”(《汉语诗律学》)。当然,这首句式整齐、诗语明朗、抒情优美的《南风歌》,也不可能是舜帝时代的原作,而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加工和润色的。
全诗四句,但情思复杂。它借舜帝口吻抒发了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双重感情。因为,清凉而适时的南风,对万民百姓的生活是那样重要,那样不可缺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这是就苦夏的日常生活而言。赤日炎炎,暑气如蒸,百姓怎能无怨?而南风一起,天气转凉,万民必有喜色。所谓薰风兼细雨,喜至怨忧除。白居易《首夏南池独酌》“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就是表达了这种情怀。“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清凉的南风可以解民之愠,适时的南风则可以阜民之财,由日常生活转而到收成财物,诗意更进一层。《礼记·乐记》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可见,“南风”的“阜民之财”比之“解民之愠”更为重要,也更为令人祈盼。因此,前人大都从这方面来阐释诗旨。司马迁说:“《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史记·乐书》)王肃也说:“《南风》,育养民之诗也。”概言之,《南风》之歌,即赞颂“南风”煦育万物、播福万民的恩泽之歌。
善读诗者,当悟诗外之旨。其实,先民们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也正反映了他们在自然力面前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热烈虔诚的赞颂里,潜藏着忧郁无奈的心情。不过,由于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是通过拟想中的舜帝口吻表达的。因此,经后世儒家诗评家的阐释,“南风”逐渐具有比兴之意,并成为帝王体恤百姓的象征意象;历代诗人也常以“南风”来称颂帝王对百姓的体恤之情和煦育之功。在古代诗歌语词中,“南风”是最具美颂色彩的意象之一。
在艺术形式上,诗句错落,诗节对称;押韵讲究,重章复唱;辞达而意显,声曼而情婉,这是《南风歌》的主要特点。这种类似楚辞格调的艺术特色,同它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加工润色的“第二重创作”,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