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重山》虽然没有《满江红》家喻户晓，但是通过不同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手法表达了作者隐忧时事的爱国情怀。
上片着重写景。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昨天夜里蟋蟀一直鸣叫不停，使作者从金戈铁马对抗金兵的梦中惊醒了，而此时已经是深夜的三更天了。“寒蛩”点明了季节是深秋。山河飘摇，国家残破，作者夙夜忧患，而昨夜深秋的蟋蟀却小停地呜叫，催逼着词人心中的隐忧和悲愤，使克复中原的责任更加沉重，“惊”字充分表达了在秋夜蟋蟀的凄清呜叫中作者终夜难眠的情景。“千里”暗示梦回到包括家乡在内的中原地区，说明了词人在睡梦之中也不忘收复中原的爱国之情。这一句通过叙写被梦惊醒来表现作者日夜牵挂的都是国家的战事和兴衰。
“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被梦惊醒后，因梦见战场战事而忧国忧民再无睡意，独自在台阶前徘徊。周围静悄悄的，人们都在熟睡，只有天上的明月散下淡淡的冷光。深秋的月夜，凄清冷淡，表达了作者“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独与凄凉心境。“独自”写出词人的孤独寂寞，心事无法向人诉说，可见其苦闷之深。结拍“人悄悄，帘外月胧明”以景收束上片，映衬词人不能成眠，更见孤独之感。上阕用简洁的语言和平淡的叙述质朴地展现出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其简沽有力、朴素真切的文风，确实展现出一代英雄的真性情和其所面对的历史情景的复杂性。
下片抒写收复失地受阻、心事无人理解的苦闷。
换头三句，慨叹岁月如流，家乡长久沦陷，归期遥遥无望。作者自二十岁从军，出生入死，与金兵浴血奋战，决心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五岳祠盟记》），为国家建立丰功伟业。可是十多年已经过去，头发也白了，仍未能返回故园，实现还我河山的伟大抱负。每当他想到这里，怎能不义愤填膺、忧心如焚呢？所谓阻归程，实际并非指山高水深，道路遥远，难以归去，而是暗喻着对投降派屈辱求和、阻挠抗金斗争的不满和谴责。因为当时正是秦桧弄权，气焰十分嚣张时候，作者不便明言，所以用含蓄的表现手法，弹出弦外之音，让读者去体会。
结拍三句，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典故，表达自己处境孤危，缺少知音，深感寂寞的心情。据《吕氏春秋本味》，春秋时俞伯牙善鼓琴，唯有钟子期能从琴声中体会出他的心事。后来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秦桧上台后，迎合赵构的旨意，对坚持抗金的主战派进行无情的打击和迫害，将他的亲信和爪牙安置在朝廷的重要位置上，以便实现其卖国求荣的罪恶目的。这三句表达了作者抱负难以实现的痛苦，反映了投降派统治下南宋的黑暗现实。
上片是即景抒情，寓情于景，忧国忧民使他愁怀难遣，在凄清的月色下独自徘徊。下片写他收复失地受阻，要抗金却是“知音少”，内心郁闷焦急，用了比兴手法。作者隐忧时事，吞吐曲折，委婉含蓄，流露出悲凉悱恻之思。全词所展现的沉郁悲怆情怀，节制而深层，忧思而压抑。至其《小重山》词，则真有寄托之作也。故国怕回首，而托诸惊梦；所愿不得偿，则托诸空阶明月；咎忠贞不见谅于当轴，致坐失机宜，而托诸瑶琴独奏，赏音无人。盖托体比兴也”，如此评断，亦可谓知道岳帅之良苦用心也。
从写作手法说，《满江红·怒发冲冠》多用赋体，直陈其事，慷慨激昂，凝聚着岳飞忠贞报国的豪迈精神和战斗雄姿。这首《小重山》则多用比喻，曲折地道出心事，含蓄委婉，抑扬顿挫，情景交融，艺术手法是很高超的。这首词虽然短小。但含蓄隽永，明丽婉转，寓情于景，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壮志难酬和忧国忧民的悲苦心境。
曾有一段时间，对古典诗词的评论，有人以情调的高昂与低沉分高下，于是认为，岳飞这首《小重山》情调低沉，不如他的《满江红》创意高。其实，对事物的评论，应当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而不可以表面上的一刀切。情调高昂的作品固然好，但不能把高昂误作为粗犷叫嚣。情调低沉也并非消极。岳飞的《满江红》与《小重山》词均表达了他的抗金以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只因作词的时间与心境不同，因此在作法上遂不免有所差异，实际上异曲同工，又焉可用情调的高昂与低沉区分其高下呢？况且作词常是要用以兴浑融、含蓄蕴藉的方法以表达作者的幽情远旨，使读者吟诵体会，馀味无穷。岳飞因为壮志难酬，胸中抑塞，所以作这首《小重山》词，用沉郁蕴藉的艺术手法表达，这也正是运用词体特长，正如张惠言论词时所谓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词选序》）。对诗词评赏也应明白这一道理。
郑庄公是个成功的政治家，文治武功都很有一套，在纷争多变的国际争斗中，郑庄公通谋略，精权变，善外交，将郑国经营的显赫一时。追求强势人生，郑庄公的一生无疑是强势的，因此他成了春秋霸主。同时他又是知礼的，因此他重用高渠弥，最终导致了郑国国势由盛转衰，令人唏嘘。不管如何，强势人生的观念值得推崇，活一天就要进取一天。
春秋时期，与郑国毗邻的地区有个中原之中的小国，叫做许国。许国是被周朝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之一，属于五等诸侯男爵。相传许国与齐国共一个祖先，都是上古尧舜时期的四岳伯夷之后，许国的始祖为许文叔。
平王东迁，许国也是坚定的拥立者之一，因而东周初年，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然而，好景不长。自东周迁都以来，王室势颓，恃强凌弱，巧取豪夺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家常便饭，诸侯连周王室都不放在眼里，更遑论其座下的犬马小国。
由于许国地处中原要冲，四周虎狼环伺，豪强林立，作为一个弱小国家，只好依附列强，夹缝求生，比如齐强时附齐，楚盛时附楚，晋来时归晋。但是即便如此，北方的郑国仍然对许国虎视眈眈。
郑国的国君名叫寤生，寤生又号郑庄公，郑庄公乃是著名的春秋一小霸。同时郑庄公也可谓春秋时期最老谋深算的野心家。东周初年，他便借周平王东迁之机，一度相继灭掉对他有恩的虢国和桧国，接下来郑国把自己的战略打击目标定为许国，弱小的许国，很快就沦落成为郑国欲与吞食的一块肥肉。
这篇古文记载的正是郑庄公攻克许都之后，对留守许地的臣子所作的两次训戒，这篇训戒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由这段戒饬之词实在是不难看出，郑庄公其人之精明能干，以及他为政的深谋远虑。
历史上历来对郑庄公的评价莫衷一是，不过后来的许多正人君子们读到这一段历史，无不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礼数的。而遵行礼制，不仅有利于治理国家，巩固社稷，更有利于子孙后代。许国不守法度就讨伐它，伏罪之后就饶恕它，度量自己的德行去处理问题，根据自己的能力来为人处事，尽可能的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知礼了。”
文中第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预作铺垫；第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第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文章记人记事传神感人，比喻生动形象，语言活泼简洁。
此文有三善。第一是剪裁得当，计一当十。全篇不到三百字，却有声有色，不觉其短。作者将概略勾勒与具体描画相结合，虚实相间，遂臻墨妙。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身价）预作铺垫，必不可少。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在千头万绪中，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有简括交代，言其“与本传（指《水浒》）大异”，可见有艺术加工与再创造，“微入毫发”与“找截干净”似是难以得兼的，柳氏却能使之并存双美，可见其得心应口。有具体描绘，说到柳氏善于渲染故事情节，能引人入胜，便举其说武松到店沽酒，见店中无人，大声一吼，竟使空缸空罐瓮瓮作响，这的确是从细枝求节上将书中角色讲活了。这里不仅使人觉说书人“细微至此”，而且觉得作者文笔亦“细微至此”。这一笔遂使全篇生辉。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或“辄不言”，或“款款言之”，均有理有节，这就突出了一个艺术家（非说书匠）的品格。由于叙写的详略、轻重、虚实处理得当，增加了文字的分量与效果。
其次是下字考究，铸语洗练。仿此文中的话说，则又口角波俏，行文流利。要写有个性的人，须有个性化的文字，方为上乘。作者深知个中三昧。此文写说书高手，语言也力求话泼生动，绘声绘色。文中多用短句，尤其口字结构的短句，又适当注意短长相间，读来上口悦耳，于无形中为其人传神写照，作用不小。如第二段全部文字，与第三段的“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齰舌死也”数句，既整饬又流走，也可说是“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人筋人骨”，饶有音乐美。此外，文中的“微入毫发”、“找截干净”、“闲中著色”、“口角波俏”等语，同时均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
第三即闲中着色，陪衬绝妙。其文主旨本在赞美柳敬亭的艺术风采与魅力，却不讳言其‘貌奇丑”，而且从头到尾，对此大加渲染，直呼“柳麻子”，形容他“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与此同时，却又拉上个风流妍美的歌妓王月生与之并提，说“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又说“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这样写不仅相映成趣，而且有衬托妙用。那歌妓色艺双全，被人捧红，不足奇；而柳麻子虽丑，却以其技艺生色，同样受人爱重，才可称奇。人们不呼其名，而呼“柳麻子”，反觉亲切，居然昵称。这一陪衬，使得此文更为摇曳多姿。
众所周知，法国文豪雨果的巨著《巴黎圣母院》，将奇丑与内美（善）集于钟楼看守人卡西莫多一身，且与单纯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相映村，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文学史上引为美谈。这种手法，与张岱的这篇小品文有不谋而合之处，而后者在时间上则又遥遥领先了。
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