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的咏物诗中，有一些纯然吟咏客观事物的种种情状，而没有诗人的寄托寓意；但更多的是，“咏物”只是一种表现手法，诗中借物寄托着诗人深刻的寓意或者感慨。后者与现代的寓言诗很相似。李贺这首《艾如张》就是这样的作品。
这首诗会令人感到十分诧异：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竟然会对社会上险恶机诈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他深邃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见识使读者深感佩服。全诗通过对小鸟要警惕捕鸟人的机巧的劝告，写出了人世的险恶不测，表达了诗人对险恶奸诈现实的憎恶。
诗中首先刻画鸟儿的美丽可爱。用“锦”“绣”的衣服来形容鸟儿羽毛，这是非常美丽的鸟。羽毛五彩缤纷，鲜艳夺目，光彩照人。诗人用人的衣服作比喻，使读者更容易在脑中形成鲜明的形象。“强饮啄”四句，是对小鸟劝告的第一层意思：努力寻找食物哺育自己的小幼雏吧。东边的稻田里禾穗倒伏，可以够你寻找食物了，虽然在东边的田垄去寻找食物要经受风风雨雨的侵袭，但你千万不要听信笼媒的呼唤，飞到西边的田垄去。这一规劝，寄寓着诗人自己沉痛的教训于其中。日常生活似乎总是不能满足人的理想要求，于是就总是想另外找一种自己理想的生活。这种追寻往往适得其反，使自己陷入险恶的境地。“齐人织网”四句具体描绘了网雀的险恶，齐人的网洁白透明，无形无影，看不见，但又实在存在，它张在野外田垄上，在平坦的草地上，加上伪装，表面上红花绿叶，那么美丽诱人，但实质上却是阴森的陷阱机关。一旦小鸟触及那无影无形的网，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伤痕累累。这里把捕鸟的机诈设施写得十分生动，读之使人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最后两句点明了祸机四伏，深不可测的诡谲奸诈境界，以总结全篇。那绿叶红花，竟是人们装饰祸机的伪装。
诗人怀着强烈的憎恶感情来描绘张网捕鸟的险恶居心，这当然不只是抨击捕鸟，而是借此抨击现实的险恶。现实也就像一张无形无影的网，由一些奸佞小人设置起来，引诱着一些天真善良的人们触网受伤。这些奸佞小人用意险恶，居心叵测，使人们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落入他们毫无形迹的网中，受伤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样受伤的。诗人对现实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捕鸟的描述，只是他对现实认识的变形反映。
这首诗写出这网一般的人世，到处是机巧的陷阱，到处是张着的网，使人们碰得头破血流。这是诗人被弹归之后进一步思考得出的深刻结论。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
西施是春秋时代越国人，家住浙江诸暨县南的苎罗山。苎罗山下临浣江，江中有浣纱石，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西施滩因而得名。这首是不同于一般的吊古伤今的登临之作，而是针对“女人祸水”这一传统的历史观念，为西施翻案。
“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奸臣伯嚭使吴国灭亡，恶名却推在西施身上。
上联平平道来，旨在澄清历史事实。据《史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后困于会稽，派大夫文种将宝器美女（西施在其中）贿通吴太宰伯嚭，准许越国求和。越王勾践因此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后来终于灭掉吴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所以诗一开头就道破问题的实质。这个“陷”字用得十分精当，推翻了“女人祸水”论，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想当年浣纱春水滚滚，声声好似为美女不平。
议论入诗一般容易流于枯涩，而这首诗却把议论和抒情有机的结合起来。诗人在为西施辩诬的同时，很自然地把笔锋转到了西施滩，用抒情的笔触，描写了西施滩春日的情景。春天到了，江河水涨，西施当年浣纱的滩头那哗哗的江水急促的奔流，好像在为她所蒙上的一层历史的污垢发出如泣如诉的声音，诉说着世事的不平。但是春水毕竟不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一切只是诗人的想象，所以第四句很快补上：“似有不平声”。这“似有”二字，选用得非常得体，真切自然，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感叹。这一联完全是在抒情中进行议论，在议论中渗透感情。这首诗立意新颖，议论形象而富有感情。将理智和感情自然的糅合在一起，是这首诗的成功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