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王》词自宋周邦彦“柳阴直”一阕盛传于世以来,后人难乎为继。词分三叠,要善铺叙,不重复,开合动荡,浑化无迹,殊为不易。董士锡此词,可谓迎难而上,就其境界之阔大而言,容或有出蓝之誉。
首叠所写,也不过是一般的暮春离别之意。“水声咽,中夜兰桡暗發”,半夜兰舟出发,水声呜咽,时在春夏之交,“残春在,催暖送晴”,难免生出节序如流、人生易老的感叹,故云“九十韶光去偏急”。盖春天孟、仲、季三个月,合九十日。一“急”字下得有力。晚唐诗人杜荀鹤有句:“每岁春光九十日,一生年少几多时。”(《出关投孙侍御》)郑谷诗又云:“春风只有九十日。”(《自适》)可知“急”字用意,在于时光匆匆。“垂杨手漫折,难结”,一语双关。一层意,就离别说,谓离别本人生常事,如折柳送别则柳将不胜其折,此是反用熟典;另一层意,就伤春说,春去如此匆匆,则人力何可挽留?所以说“难结”。“轻帆”以下三句,写船行之速,归路渐远,惟见水天一色。首叠境界,在柳永、周邦彦等人离别词作中常见。
次叠写景传情,就以深细为其特色了。“余寒”句承上伤春意转入,写惜春情绪。“剩雾锁花魂,风砭诗骨”,是极工致、极骚雅之语句。“花魂”谓暮春之物,“诗骨”谓羁旅之人,物、人对举,相互映射,颇有深意。唐人郑元袅有句:“花魂迷春招不归。”(《花蝶谣》)董士锡以“雾锁”形容之,表惜花凋零之意更有韵味。孟郊有句:“诗骨耸东野。”(《戏赠无本》)被东坡以“郊寒岛瘦”相称的诗人,自称“诗骨”,词人借用来称己,俨然在读者面前推出一个瘦骨嶙峋、但又风骨凛然的寒士自我形象,表人生飘零之感更有高格调。以下连写“草湿”、“莺老”、“蜂瘦”、“燕诉”,所谓“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二结用“向人共愁绝”一句总括之,则人之愁绝,伤如之何!
三叠推开,写江行所见宏观之景,可谓大笔濡染,气魄非凡。“重叠,浪堆雪”,勾勒有力;“坐缥缈浮槎,烟外飞越”,遐想奇特。这是写景吗?诚然,因为所写是眼见之实景,显出江上风高浪急。但是,这不也是因江行实感而催发的、词人急欲超越现实处境这一潜在心理的形象折现吗!是实,也是虚,是景语,也是情语,情景兼写,充满着艺术的张力。下面“衔山一寸眉弯月,照枉渚疑镜,乱峰如髮”数句,写月之细,水之清,峰之乱,均逼真如画,“乱峰如髮”更是造语生新出奇,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当然,超然出世之想只不过是一刹那的幻觉,词人清醒的意识是“扁舟独自”,回到现实,种种“旧梦”萦脑,难以细说,也不必细说。这就是古人称道的“感慨全在虚处”,有意留出艺术空白,意在言外。
近人沈曾植最为推崇董士锡《齐物论斋词》,以为“其与白石(姜夔)不同者,晋卿(董士锡)无名句可标,其孤峭在此,不便摹拟亦在此”(《海日楼札丛》)。笔者则认为白石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董晋卿庶几近之,然谓晋卿词无名句可标,就此词而言,则不尽然。
又词中“照枉渚疑镜”一句,“枉渚”究竟何指?一般认为是泛指水弯之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穀水》:“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也有说者引《楚辞·九章·涉江》“朝发枉陼(同渚)兮夕宿辰阳”,谓此处的“枉渚”当是实指。“枉”即枉水,是湖南常德附近注入沅江的支流。《水经注·沅水》云:“沅水又东历小湾,谓之枉渚。渚东里许,便得枉人山。”那么董士锡“江行”的具体地点就在湖南境内的沅江了。但就这首词的意境看,上片结句言“千里沧波楚天阔”,“楚天”一般指吴楚之地,且空间阔大,不像是在水流险急的沅湘之间。再者,考稽现存不多的有关董士锡的传记材料,他一生主要辗转于江、浙、皖等地,并没有履迹沅湘一带的记载,故“枉渚”还是作泛指理解为好
此诗巧妙地借王维、刘禹锡等的“桃源仙境”之说,摒排众议,指出朝代神仙之说的荒唐,认为桃园的本来面目只不过传说。全诗以议论始又以议论终,中间夹以桃源故实的铺叙与桃源图画的描绘,从而使议论新而不空,描叙平中见奇。
王维《桃源行》只重本事,层层叙写,句句本色,不露凿痕,被后世誉为千古绝唱。后人再作,必出新意,若无意,不必重作。韩愈借桃源图画为题材,力辟神仙之说,指出“神仙有无何眇芒,桃源之说诚荒唐。”摒排众议,恢复桃花源的本来面目;桃花源不过是传说之乡、想象之境。
韩诗所以能与王诗并肩要在有二:一是否定了前人,包括王维把桃花源写成“仙境”,而蛊人“出世”的主题。指出“神仙有无何眇芒,桃源之说诚荒唐。”这种思想在韩愈的时代是进步的,也是韩诗高出的原因。二是诗的写法与语言的运用,起结照应,道出题旨,中先叙画作案,次写本事,间议提顿,语尽铺张,通畅流利,雄浑奇伟。章法结构翻波叠浪,曲折有致。在句法上,其它七言古多用对句,而韩诗多用奇句,句法多变,形成了这首诗流利奇伟的特点。
全诗以议论开始,以议论结束,中间夹以桃花源中的故实,既突出了议论的意义,又不显得空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