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诗人通过慨叹古调受冷遇，不为世人看重，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舒解世少知音的遗憾。全诗意境清雅，志趣高洁，语言含蓄，一语双关，弥漫于字里行间的寂寞情怀感人肺腑。诗题一作《弹琴》，此据《刘随州集》。从诗中“静听”两字细味，题目以有“听”字为妥。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诗的前两句是说，七弦琴奏出清亮的曲调悠扬起伏，细细倾听就像那滚滚的松涛声。
琴，亦称“七弦琴”，俗称“古琴”，是我国古代传统民族乐器，有七条弦组成。所以首句以“七弦”作“琴”的代称，意象也更具体。“泠泠”形容琴声的清越，逗起“松风寒”三字。“松风寒”以风入松林暗示琴声的凄清，极为形象，引导读者进入音乐的境界。“静听”二字描摹出听琴者入神的状态，可见琴声的超妙。高雅平和的琴声，常能唤起听者水流石上。风来松下的清幽肃穆之感。而琴曲中又有《风入松》的调名，一语双关，用意甚妙。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后两句是说，我虽然很喜爱这首古时的曲调，但在今天人们大多以不去弹奏了。
如果说前两句是描写音乐的境界，后两句则是议论性抒情，牵涉到当时音乐的背景。汉魏六朝南方清乐商
尚用琴瑟，而到唐代，音乐发生变革，“燕乐”成为一代新声，乐器则以西域传入的琵琶为主。“琵琶起舞换新声”的同时，公众的欣赏趣味也变了。受人欢迎的是能表达世俗欢快心声的新乐。穆如松风的琴声虽美，如今毕竟成了“古调”，又有几人能怀着高雅情趣来欣赏呢？言下便流露出曲高和寡的孤独感。“虽”字转折，从对琴声的赞美转入对时尚的感慨。“今人多不弹”的“多”字，更反衬出琴客知音的稀少。有人以此两句认为今人好趋时尚，不弹古调，意在表现作者的不合时宜，是很对的。刘长卿清才冠世。一生两遭迁斥，有一肚皮不合时宜与流俗落落寡合的情调。诗咏听琴，只不过借此寄托一种孤芳自赏的情操罢了。
全诗从对琴声的赞美，转而对时尚慨叹，流露出诗人孤高自赏，不同凡俗，稀有知音的情操。刘长卿才华卓绝，却因诬陷等数遭贬谪。虽牢骚满腹，但对高洁的坚持使他不能与流俗相合，与众人为伍。这首诗贯穿了他对于高雅、高尚、高洁的赞美，抒发了他对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持以及坚持背后的遗憾与清寂。
《指南录》是文天祥写从被扣元营到返回温州的战斗经历的—部诗集。本文是他为诗集写的后序，叙述出使元军、被驱北行、中途逃脱、辗转回到永嘉的艰险遭遇，表现了作者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
本文的语言十分讲究。从句法上看，骈散结合、灵活多变；从词法上看，大量同义动词的运用和“死”字的22次重复出现，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颠沛流离的艰辛和遭遇困厄的苦况。
结合叙述进行抒情、议论是本文的特点。如先写他临危受命，时“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再写他被迫北上，本应自杀，因“将以有为”，才“隐忍以行”；然后写他逃出敌营，奔走救国，历尽艰险的悲惨遭遇。以叙为主，富情于叙；随后以抒情为主结合叙事，又间断插入议论，使叙事、抒情、议论浑然一体，表现了作者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和面对山河破碎的亡国之痛。
南宋末年，激烈的民族矛盾激发了许多人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爱国主义的作品。本文就是这样的作品。它记叙了作者出使元营与敌抗争的情况及脱逃南归的艰险经历，表达了作者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万死不辞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和《指南录》中的一些诗为人们广泛传诵，多少年来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坚持斗争的思想武器。
这是一首送别诗，送别的对象为“何遁山人”，“山人”一般指隐士或与世无争的高人。根据题目中的“归蜀”一词可知，何遁山人是要回在蜀地的家。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想象手法的使用。送别诗用想象的手法，想象所送之人与自己分别之后的情况，当属常见。但这首诗却与别诗另有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全诗四联八句均为想象之语，没有一句实写两人分别时的情形。此诗全用想象，读来却无重复累赘之感，这是为什么？诗人想象的角度不同使然。
根据诗人想象的角度，这首诗可分为两层：前两联为一层，后两联为一层。
我们先看前两联。这两联是从何遁山人远在蜀地的孩子（“童稚”）的角度进行想象。
首联“春风入树绿，童稚望柴扉“，乃诗人想象何遁山人的孩子在自家柴扉外急切地盼望父亲归来。首句“春风入树绿”是写景，描写春风吹过，蜀地的枯树骤然变绿的情形。此句写景，作用有二：一，为全诗奠定明朗、欣悦的感情基调；二，引出下面一句“童稚望柴扉”。“童稚望柴扉”是说何遁山人的孩子站在自家的柴扉之外向父亲归来的方向望去。这个孩子之所以急切地盼望父亲归来，正是因为春风重归蜀地的景象让他想起在外未归的父亲。
颔联“远壑杜鹃响，前山蜀客归”，紧承首联，想象何遁山人倚门远望的孩子忽然听到远处的山壑中传来杜鹃的叫声，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父亲翻过前山回来了。此联，诗人不写孩子望到父亲归来时的反应，只说孩子看到父亲回来了，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极大地想象空间。孩子看到父亲时的欢喜雀跃自不待说，除此之外，他还会做些什么？是赶紧回家将喜讯告诉母亲以及其他家人？还是直接兴冲冲地跑过去迎接父亲？还是先告诉家人，然后和家人一起去迎接父亲？这是诗人故意留下的空白，需读者通过想象去填充。要指出的是，首联和颔联虽然只写了何遁山人的孩子，但透过孩子，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家人对山人归来的急切盼望和看到山人归来的极度喜悦。
因为颔联已写到“蜀客归”，诗歌后两联就自然转而从何遁山人的角度展开想象，想象其回家之后的情形。
颈联“到家壑社燕，下马浣征衣”，想象何遁山人初到家乡的情形。社燕者，春燕也。燕子春社时来，秋社时去，故有“社燕”之称。何遁山人刚刚返乡，燕子也刚刚归来，两者相见真如老友相壑，其场面当何等亲切、喜悦！“征衣”，旅人之衣。山人到家，下得马来，立即脱下征衣，洗掉征尘，其对漂泊生活当是何等厌恶，到家之后的心情当是何等轻松、愉快！此联一“壑”一“浣”，写尽了山人回乡后的喜悦。
尾联“终日自临水，应知已息机”，想象何遁山人的隐居生活：终日在水边钓鱼，完全摆脱了世俗的琐事杂务，恬淡闲适。此联想象何遁山人的隐居生活，一方面表达了对朋友的良好祝愿，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自己对这种生活的向往。
除想象手法的使用，作为送别诗，这首诗与其它送别诗还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全诗丝毫没有送人时的惆怅感伤，甚至没有对朋友的留恋，有的是为朋友归乡而高兴，有的是对其以后生活的良好祝愿，有的是对朋友归乡的羡慕。
诗的前两句写边镇少数民族将领的逸乐，后两句写关西老将长期征战之苦。诗人把“黑姓蕃王”与“关西老将”作鲜明对照，表现了汉、蕃两族将领的苦乐不均，这首诗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使诗歌境界得到了提升。
“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两句写边镇少数民族将领的逸乐。从三个方面写黑姓蕃王的生活：一是穿着：貂鼠裘以示名贵；二是宴饮：写纵荡不羁；三是玩物：葡萄宫锦以示器物的奢侈。写边镇蕃王，不去写他的军事生活，而是选择一些细节写他的享乐生活，可以看出他们的地位，他们的骄纵。
“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两句写关西老将长期征战之苦。“能”，主要不是说具有能力，而是说其不得已。一个“苦”字，是关西老将全部征战生活的写照。“七十”，写出了老将年迈而非确指。“仍”概括了老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征战生活，“苦”字自在其中。写“关西老将”专写其征战生活，与“黑姓蕃王”适成鲜明对照。“黑姓蕃王”逸乐如彼，“关西老将”苦战如此，诗人因而感慨。诗中仅把两种鲜明对照的现象作客观罗列，而写的实际是诗人所感。
岑参这篇作品以自己边地所见把“黑姓蕃王”与“关西老将”作鲜明对照，表现了汉、蕃两族将领的苦乐不均，这样，这首诗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使诗歌境界得到了提升。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