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笼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萧条,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前途的黯淡,因此有“归欤”之思。三、四句进一步渲染这种“惨”景:狂风的呼啸使气氛更添严酷凄惨,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归思”虽切,却不知“胡为”。“迷所至”,表现进退维谷之状。“浩哉”的强烈感叹,不仅是严酷景象的浑浩无边,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无尽。
紧接着十二句,以“缅怀”二字将人们引向京城,把自己西游长安所见的“当途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进一步反衬“我辈”的仓惶失路:权贵们人数众多,名声显赫,如在“云霄”,是不肯变“更”困顿之士的悲惨处境的。他们以“燕乐”高奏,“车骑”如云,交游何其贵盛;“美人”如荷,幽房飘香,生活何其淫逸,兽形火炭陈于“金炉”,眉飞色舞“谈笑”得意,姿态何其骄矜。这一幅幅生活图景的生动刻画,使对权贵们的腐败生活揭露程度更为深广,愈益猛烈。笔势至此突转,以“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的鲜明对比,以义愤之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污浊。
最后八句,回应“赠崔二”的题意,倾诉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说我惭愧的是无经世济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沦,接着以一个有力的反诘,写崔二有“纵横”之才,却还是与自己一样同处“憔悴”境地的事实,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惭自弃,乃是正言反说,以退为进,恰恰说明自己“永愿拯刍荛”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悲愤无法排遣。接着思绪再一转折:企图“长歌”一曲,以抒其愤,谁料反增郁闷;再以酒解愁吧,却不能一醉,反而倍添忧愁。故最后两句,只好以“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的劝慰,流露出自己安于时命,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结,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诗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再以铺陈之法揭露“当途者”的骄奢淫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波澜层生,峰峦迭起,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不着议论,让读者通过铁的事实,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对比之处,多用反诘的语气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强,增加了激昂顿挫之势。这种抒情的悲叹和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除了雄壮豪放的风格外,还有“沉郁悲凉”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叶燮《原诗》卷四)。这种特点,也使他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将帅无能的尖锐揭露和对士卒的深刻同情,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
写天宝之乱以后华清宫的荒凉景色,而其作意则在于缅怀唐帝国先朝的隆盛,感叹现在的衰败,有很浓重的感伤情绪。
前一首起句写骊山磴道。用石头修得非常工致整齐的回环磴道,也就是当日皇帝来时乘坐御辇经过的地方。御辇既不重来,辇上鸾铃的鸣声也就绝响了。鸣鸾既经绝响,磴道自然也就荒草丛生。次句写山中宫殿。皇帝不来,宫殿当然空着。树木长得更高了,高入云端,故称“云树”,更茂密了,故曰“深深”。被这深深云树包围起来的皇宫,虽然在花卉林木掩映之下,依然呈现一片碧绿,也许还更碧绿了,但由于空着,就充满了寒冷的气氛。只这一“寒”字,就把宫中富贵繁华,珠歌翠舞,锦衣玉食一扫而空。后半转入夜景,写人事更变之后,多情明月,虽然依旧出没其间,但空山寒殿,已经无人玩赏。传说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天宝十载(751)七月七日夜半在骊山盟誓,“愿世世为夫妇”。诗人想象他们一定也曾如同元稹在《连昌宫词》中所写的“上皇(玄宗)正在望仙楼,太真(杨妃)同凭阑干立”一样,在月光之下,共倚玉石阑干,但现在却只余明月,自去自来,而先帝贵妃,俱归寂寞,玉阑纵存,却更无人倚了。
这首诗前四句先从对方着笔,写门人欧阳秀才即将启程出游。后六句转到作者方面,正面写送别,仍然全用比喻,诗中用凤凰比喻欧阳秀才,表达了作者对他的赞赏,同时也是希望他以后能为朝廷建功立业。这首诗纯用比喻,语言素朴,精致细密,韵味悠长。这首诗分作两节。
前四句先从对方着笔,写门人欧阳秀才即将启程出游。诗中用了两个比喻。首句的“客”即指在汴京作客的欧阳秀才。春风一吹,草木都开始萌芽,欧阳秀才心中也像草木发芽一样,产生了出游的愿望。“忽与春风动”点出时间。“忽”字、“动”字下得特别精当。春天的花草树木,往往头一天看还光秃秃的,第二天却忽然绽出颗颗新芽来了。“动”字不仅是说萌芽的发生,还指它在春风吹拂下不断成长;它一经萌芽,不久就要长出枝叶,开出鲜花。出游的念头也是如此,它一经产生,就不断滋长,变得愈来愈强烈。所以第三句用“又随”二字紧接转入下文。由荫芽而开花,花又被风吹落,飞向天空,欧阳秀才的心,又随着落花,飞向西江。古典诗词写落花,常常带着感伤的情调,这首诗写其飞举飘扬,却充满生机。“西江梦”指想象中即将开始的江西游历生活。梦境是变幻莫测、飘忽无定的;既可以梦见过去,也可以梦见未来。用“梦”形容游历生活,可以引起无穷联想:使人联想到欧阳秀才去江西后的行踪不定,生活的丰富多样、难以预测,使人联想到他醒里梦里对此日客居京中这段生活——包括作者这次送别在内——的回忆;既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也包含着对过去的深长怀念,情致绵邈,意味无穷,造语之妙,已臻绝致。这四句比喻新颖贴切,把欧阳秀才游江西之事,完全变成生动的形象描绘,可见作者的才思和艺术创造力。
下面六句转到作者方面,正面写送别,仍然全用比喻。诗中用凤凰比喻欧阳秀才,是说他才华出众,非常人可比,表达了作者对他的赞赏,同时也是希望他以后能为朝廷建功立业。“家无梧桐”既是诗人自谦,也是对门人的勉励,愿他振翅高飞,奋力进取。门人即将远行,作老师的对他将来的一切非常关心,下面两句就是对他的谆谆嘱咐。这首诗“凤巢”两句即暗用其意,是要欧阳秀才去江西以后,善自择居,慎于交友,不要同卑俗之人居处和往来;同时也是奖誉欧阳秀才,说他今后前程远大,绝非“乌哺”辈所能相比。这是作者的临别赠言。结尾紧接“桂林”,举酒相送,以功名相期,补足送别之意。《晋书·郤诜传》:“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后因称科举及第为“折桂”。“无忘桂枝荣”,就是要欧阳秀才不要放弃科举;举酒相送既是送别,也是祝愿他异日科举及第,不负所学,施展平生的抱负。在科举时代,一般读书人要跻身仕列,只有应试及第一途,所以作者以此作结,郑重叮咛,表达了对门人的殷切期待。
古代诗歌运用比喻手法的很多,但像这首十句的五言古诗,通篇从头到尾全都采用比喻的,却不多见。这正是此诗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比喻可以使诗含蓄蕴藉,更富形象性,增添诗情画意。该篇绝无华丽秾艳语,精致细密,韵味悠长,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首。从题材范围、艺术境界以至语言风格看来,有些近似第十三首《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是出于游子所作。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艰难、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问题上,愤激地抒发了世乱怀归而不可得的怆痛之感。
《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讽刺和抨击黑暗,这一个惨雾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内宇宙进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价值观该是如何?既然是荣枯变幻、世态无常、危机重重、祸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归宿又将是如何?
虽说《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而极尽人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而道家的辽阔想象空间和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孕育,多方引导他们考虑生死存亡问题,终于把对人生奥区的探索和对世路艰难的悲歌二者相拌和。这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点,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
当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还有不同。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维定势不同,因而表现这一种自我反思的核心观念的建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着意含情,有绵邈取胜;有的是一气贯注,而不以曲折见长;有的运用一层深似一层的布局而环环套紧;有的是发为挥洒的笔势,历落颠倒,表面看来,好像各自游离,而却又分明是在深层次中蕴藏着内在脉络。而《去者日以疏》这一首,就思维定势说来,则更有其异守崛起之势。请看,开头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起笔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经笼罩全诗,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兴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层的揭示,逐步转为景物的社会内涵的纵深掘发。这种审美心态与其艺术处理,蔚为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因而古人说,诗有了“兴”,则“诗这神理全具”(李重华《贞一斋诗话》)。确有至理。但话又说回来了,诗的得力之处并不能局限于比兴。哪怕开门见山,只要处理得好,也未尝不可成为佳作。开门见山,可以用叙事手法,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由“涉长道”而转入四顾茫茫,展开人生如寄的怅触;也还可以用足以笼罩全文、富于形象的哲理性警句作为序幕,那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去者日以疏》的开头两句了。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互为错综的这两句,既是由因而果,也是相辅相成。天地,犹如万物的逆旅;人生,犹如百代的过客,本来就短促万分,更何况又是处于那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灾难重重的时代。死去的人岁月长了,印象不免由模糊而转为空虚、幻灭。新生下来的一辈,原来自己不熟悉他们,可经过一次次接触,就会印象加深。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今日之“去”,曾有过往昔之“来”;而今日之“来”,当然也会有来日之“去”。这不仅和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似,此外也更说明一点: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文人,他们的心理空间的确宽广。他们喜爱对人生进行探索,对命运进行思考。按照这首诗的时间的逻辑顺序看来,作者应该是先写走出郭门,看到遍野古墓,油然怆恻,萌起了生死存亡之痛、人天廖廓之想,然后再推开一笔,发挥世事代谢、岁月无常的哲理。可是作者偏不这样写,而是猛挥其雷霆万钧之笔,乍一开头,就写下了这样苍苍莽莽、跨越古今、隐含着人世间无限悲欢离合之情的两句。从技巧上说是以虚带实,以虚涵实;从作者的思维定势说,则是在诗篇开头,已经凭宏观纵目,指向了人事代谢的流动性,从而针对这一“来”一“去”进行洞察性的观照和内窥性的反思。
足见开头意象的如此崛起,决非偶然。说明作者在目累累邱坟时被激直的对人生的悟发有其焦灼性。作者确是为眼前图景百触目惊心。也正因为这种悟发和焦灼来自眼前的严峻生活图景以及由此而联到的、长期埋葬在诗人记忆仓库中的决象,所以这开头的涵盖性就异常广阔,气势异常充沛,思维触角轩翥不群。这正是唐代诗僧皎然说的:“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诗式》)作者出了郭门以后,其所见所想,几乎无一而不与一“去”一“来”、一生一死有关。埋葬死人的“古墓”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了,然而死人也还是难保。他们的墓被平成耕地了,墓边的松柏也被摧毁而化为禾薪。人生,连同他们的坟墓,与时日而俱逝,而新的田野,却又随岁月而俱增。面对着这样的凄凉现象,面对着那一个“时”,却又偏偏是“世积乱离”(《文心雕龙·时序》)、大地兵戈、生民涂炭之时,诗人对眼前一“去”一“来”的鱼龙变幻,不由引起更深的体会,而愁惨也就愈甚了。既然“来者”的大难一步逼近一步,他不能不为古今代谢而沉思;既然看到和听到白扬为劲风所吹,他不能不深感白扬之“悲”从而自伤身世。历来形容悲风,都是突出其“萧萧”声。为此,诗人不由沉浸到一种悲剧美的审美心态积淀之中而深有感发,终于百感苍茫地发出惊呼:白扬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墓前墓后的东西很多,而只归结到“白扬”;但写白扬,也只是突出了“萧萧”。荆轲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句。借用到这里来,却既成为悲风之声,又成为象征“地下陈死人”的像白扬树的哭泣之声。死人离开世界,是“亲者日以疏”了,然而他们的悲吟分明在耳,这就是“来者日以亲”。一“疏”一“亲”,表现在古墓代谢这一典型景象对比之中,更集中的化作为白扬的萧萧声。这结果,给予诗人的感召如何,这就不用说了。清人朱筠有云:“说至此,已可搁笔”;但他却又紧接着说:“末二句一掉,生出无限曲折来。”(《古诗十九首》)确有至理。
所谓末二句,是这样的平平淡淡,但它却饱含着无限酸辛: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表现看来,这两句好像游离开前文,确乎是朱筠说的“一掉”;介这一个大大的转折,却显示了诗歌的跳跃性,并非游离之笔,它和上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既然人生如寄,代谢不居,一“去”一“来”中岁月消逝得如此迅速,那么长期作客的游子,则不能不为之触目惊心。唯一的希望只有是及早返回故乡,以期享受乱离中的骨肉团圆之乐。这时,老人该尚未因尽死而疏,而过去未曾见过的新生后辈,又复得以亲近,这将是无比美好的。不过,引人怆痛的是欲归不得,故障重重。这些故障尽管没有细说,而只是一笔带过,化为饱含着无限酸辛的二字:“无因”!但,这位凝神地谛视着满眼丘坟,冥索人生的反思自我的诗人,他的前途茫茫是可以想见的。
他只有让幻想委于空虚,把归心抛却在缥缈难凭的宇宙大荒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也只有让长期生活无限延续下去,让还乡梦日日向枕边萦绕,让客中新岁月,一天天向自己逼来。
在古今代谢这一个莽莽苍苍和流动不居的世界中,诗人的遭际是渺小的,然而诗人的心理时空却又非常辽阔。他把长期的游子生涯放在一“去”一“来”的时间顺流中,把异乡的“郭门”和故乡的“里闾”放在两个空间的对流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宇宙的代谢引起他主观和悟解,而诗人的焦灼又加深了景物的愁惨气氛中,耸立着一位耽于沉思的、净化了和升华了的悲剧性格的佚名诗人。就这一点说,又可以看做心灵与现实的交流。
顺流,对流,交注,一切都表明这首古诗作者,他有着炯炯双眸。他不止是“直视”丘坟,他面向的是茫茫宇宙中的奥区。他怀着愤激和焦灼的心情,进行观照和冥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