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写女子春末怀人，反复抒写其触景伤怀，忧思难解之情。诗中颔联“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两句，融情入景，写得工丽自然，成为千古名句。
“又是春残也”句点题，不拘一格。一句中，以“又”字开头，“也”字结尾，连用一个副词和一个语气词，这在诗中是少见的。然而作者用得很自然，使起句突兀，增强了语气，加强了诗中女主人公的哀怨之情，并有笼盖全篇的作用，算得上写法的出新。“又”字还与下面的“经年”对应，暗示这女子与情人分别，正是去年此时，故对物候变化特别敏感。
第二句“如何出翠帏”，“如何”一词，体现出不堪的情绪。联系第一句看，这位女子正是在去年此时此地，经受着别离的苦痛。时隔一年，记忆犹新，而且，此时又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她不敢再身临其境，重新经受这样的苦痛，所以说不敢出翠帏。再联系下联看，不敢出来实际上还是出来了，人在极端苦闷的时候，往往就是处在这样的自我矛盾中。这又活画出了这位女子梦花牵惹、如痴似醉的神态，从而烘托出她的思念之情刻骨铭心。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为佳句。已是春残，落花无数，而无数落花又极易引起人们韶华易逝、青春难再之感。此刻，这位女子，正当芳龄，却独立庭院，青春正在消逝，欢娱难再，她的命运和这春残的落花，一模一样。作者将落花与思妇互相映衬，倍觉凄然。暮暮天气，微雨蒙蒙，给人的感觉本是抑郁沉闷的，更不用说是心事重重、愁思郁闷的女子了。偏偏此时，一双不知趣的燕子，在细雨中飞去飞来，显出很自得的样子，这就使她更加难堪了。燕子无知，尚能比翼双飞；人属多情，只能黯然独立，此情此景，不堪忍受。诗人以燕双飞反衬人独立，把女子的内心愁苦之情推到了顶点。花、雨、人、燕，本是纯粹的“景语”，作者通过映衬、反衬，融情入景，把它们连成一幅和谐统一的艺术画面，从而烘托出诗中女子忧思难解的内心世界，使“景语”完全变成了“情语”。这两句写得细腻深刻而含蓄委婉，对偶工丽而无雕琢之嫌。颔联两句融情入景，写得工丽自然，不失为精彩之笔。
之后几联均写其院中所见所感，主要是说她如何触景伤怀，忧思难解，但与颔联相比，反复抒写，意多重复，用语平淡。
北宋词人晏几道名篇《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中，创造性地挪用了翁宏这两句诗，他写道：“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两句是词中的精华所在，成了谭献誉为“千古不能有二”的“名句”。
《踏莎行》，调名取自陈羽诗《过栎阳山溪》中“众草穿沙芳色齐，踏莎行草过春溪”。曹冠词名之为《喜朝天》，赵长卿词则名之《柳长春》。双调，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三仄韵。
张抡这首《踏莎行》上片写秋天山景，下片写仲秋赏月。
“秋入云山，物情潇洒，百般景物堪图画。”第一句先以“秋”字点出节令，然后以“入”字写出秋来的动态，再以“山”字指明秋入的处所。前方着一“云”字，点明山势高峻，耸立云端。通过此句四字，把本词描写秋山的意旨交代出来。接下去，用第二句写秋入云山所带来的变化。“物情”二字，指山中景物的情态。“潇洒”，乃清秀爽丽之貌。这两个字最宜于表现秋天风物秀逸的风韵。如杜甫《玉华宫词》：“万籁真笙竽，秋色正潇洒。”张抡说“物情潇洒”，不只是写到秋之于物的作用，而且写出景物之情。仿佛山中草木有知有情，秋来之际显出潇洒的姿容。而从“物情”的“潇洒”之中，又可见出词人潇洒的笔意，词家之清韵。景中有我，我在景中，情深意远，极尽赏爱之意。接着第三句紧续一笔，“百般景物堪图画”，“百般”极言景物之多，千姿百态，争艳斗奇，蕴含着无限的诗情画意，故而说“堪图画”。张抡这首词，可说是以画入诗，诗中有画。山中秋景胜绝，无处不美，目不暇接，要有一番选择，用最典型的景物写出秋山之美，于是词人以生花妙笔写出丹枫、黄花两景。
“丹枫万叶碧云边，黄花千点幽岩下。”这是两句精美绝伦的对偶句。第一句，“丹枫”，亦称霜叶、红叶。谓枫叶经霜而红，色艳如丹，故称为“丹枫”。“万叶”，极言枫叶之多。“丹枫万叶”四字点带出层林尽染万山红遍之景。“碧云”，青白色的云气。句尾的“边”字，是个忽视不得的字眼。丹枫的位置、山势的高大均由此字点出。说明火红的枫叶层层叠叠，依山而上，一直铺展到碧云旁边，描绘出碧云与红叶相映，山色与青空交辉，丹枫似锦、万山如绣的秀丽景色。晚唐诗人杜牧写过一首《山行》绝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后两句也是极写枫林霜叶之美和赏爱不尽的情趣，向为脍炙人口的名句。杜牧用比喻写霜叶之红，张抡则以碧云映衬丹枫之色。各有千秋，异曲而同工。为描述红叶之美，古代诗人竞驰才思，极尽形容之妙。杨万里曾赋一绝，题为《秋山》，诗云：“乌臼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作猩红。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以浪漫的笔调，拟人化的手法，十分风趣地写出了小枫醉容可掬的形象。再接着看张抡的词，“黄花”，即黄菊，以其色泽金黄，故称之为“黄花”。“千点”，是远而望之，言其小而多，也表现其点缀分布之广。“幽岩”，清幽寂静的山岩。有岩而幽，说明草木丰茂，一片青绿。“下”字，点出金菊的位置，在山岩深幽之处。无数的菊花，点点洒洒，如散金碎黄，镶嵌在万绿丛中，显得分外明丽耀眼，描绘出岩壑含翠、金英秀发的清幽景色。
古来写丹枫、黄花的诗词，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但分而言之者多，兼而写之者少。即使兼写，也很难找到能与此媲美的妙句。朱庆余《观涛》写过“高楼晓望无穷意，丹叶黄花绕郡城”，可谓秀美而有意趣，但终究略逊一筹。张抡这两句词，就所构成的画面来说，突出的主体景物是丹枫、黄花而分别以碧云、幽岩作为陪衬。高远处，在淡采素墨的背景中，抹出浓烈之色；深幽处，在重笔濡染的衬底上，点出鲜明之色。淡中见浓，浓中有淡，明暗变化，对比强烈，构成一幅色彩斑斓、意境深远的秋山画卷，充分显示了词人摹写景物的艺术才能。古人云：“江山明秀发诗情”。正是可爱的自然风光激发了词人的灵感，才写出了这两句情韵俱到的好词。另一方面，好诗好词又是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经过千锤百炼得到的。在这方面，古代诗人的感受是很深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杜荀鹤认为写诗必须持之以恒，永不间断，所谓“生应无辍手，死是不吟时”。陆游到了84岁还坚持不懈地奋力创作，说是“无诗三日却堪忧”，成为最多产的诗人，一生留下了上万首诗词。为了斟酌一句诗、一个字，诗人们往往是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精力。李贺为积累诗句，马上特置锦囊，每有所得，辄书之以投囊中。贾岛为“推”、“敲”二字，想得出神，竟然骑马闯进韩愈的仪仗队而不自知。他苦吟苦写，乃至于“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其中甘苦，大有一言难尽的味道。另一个苦吟诗人孟郊，为写得好一些，焚膏继晷，日夜习作，自道是：“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还有一个卢延让，更是险觅狂搜，殚精竭虑，为“吟安一个字”，以至于“捻断数茎须”，说是“险觅无应闷，狂搜海亦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并不主张闭门索句，凭空臆造，一味雕琢。但字斟句酌，刻苦磨炼，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创作，是写出好诗好词的首要条件。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是尽人皆知的名句，其中的“绿”字之所以写得形象生动，掷之于地可作金石之声，乃是经过十几次的反复修改而后得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论才华论技巧，都是冠绝千古的，然而他在创作中始终一丝不苟，常常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而且他的诗作愈老愈严格，自道是：“晚来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古往今来，无数的事例证明了一条永恒不变的法则，那就是作家不仅需要才华，更重要的是要有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才能熔铸出好的诗句，写出好的作品。由此看来，张抡这两句词，虽说只有十四个字，然而却是来之不易，付出了艰苦劳动的。
下片换头三句，写仲秋夜月之美。
“已喜佳辰，更怜清夜，一轮明月林梢挂。”仲秋，是一年一度的佳节，人人欢度，故而曰“已喜”。又逢天气爽朗，夜空碧清如洗，因而格外高兴，故曰“更怜”。下面由写意转而写景，点出“一轮明月”。月圆如轮，高挂林梢，银辉流洒，清光烛地，正是赏月的大好时刻。故而末结两句云： “松醪常与野人期，忘形共说清闲话。“松醪”，用松膏酿制的酒。李商隐《复至裴明府所居》云：“赊取松醪一斗酒，与若相伴酒烦襟。”“野人”，山野之人。“期”，约会之意。“忘形”，语出《庄子·让王》：“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杜甫《醉时歌》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张抡这两句写词人常与山野之人相约饮酒，情投意合，不拘形迹地在月光下谈天说地，淡泊的心境与清幽的月色交融在一起，表现出闲适惬意、怡然自得的山居乐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首词在语言上是很有特色的。音韵和谐，辞意兼美，清丽秀润，亲切自然。词人在语言艺术上，的确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后汉书·列女传》中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