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借《诗经》的两首诗言志抒怀，无端而来，突兀而起，出手不凡。“悟彼蟋蟀唱”，指《唐风·蟋蟀》所写的人生道理，既要及时行乐，又要自警不要太过分，以免自取灭亡。“信此劳者歌”，指《小雅·伐木》所写的交友道理，劳者相与“伐木丁丁”，鸟儿相与“嘤嘤求友”，乌儿尚知求友，人不可无友。诗人撮取两诗大意，抒写结交良友，畅游山水的情志。可是，岁月倏忽，美景良游常因不得其时而错过，故而紧接出:“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它又包含着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的意思，表达出此次得与友朋游览西池的满足。于是五六两句直扣本题，转入出游西池的叙述:“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一写结伴出游，穿过街市，逍遥容与；一写殷望此路常经，良游永得，显露出出游西池的欢欣心情。
在纡回的西池路上，有高陵城阙在望，高台之上则可远眺飞霞丽景，所以说:“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一路前行，风光满目，美不胜收。在大自然的感召下，诗人情动于中而辞见于外，将西池清美景色一一收揽笔底，连续写出四句:“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和风吹拂，轻摇着苑囿中繁茂的草木，白云如絮，屯聚在层峦深处。一片清新，一片幽丽。游览中，不觉天色渐晚，在夕阳斜照之下，飞鸟归巢，鸣叫着欢聚枝头。此刻，落日的余晖流洒在池面树梢，水含清光，树现秀色，水清木华，西池的傍晚更加迷人。这四句写高低远近之景，动静相间，视听并用，清丽骚雅，格高调逸，充满良游乐趣。西池的美景使诗人流连忘返，虽已暮色黄昏，犹然赏爱不尽，滞而不去，故而说:“襄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上句写沿着生满香草的小洲，提起衣襟涉水游览的情趣，下句写手攀芳林枝条，细细把玩，留恋徘徊的情景。芳柯与兰沚，和上句“水木湛清华”相照应，但在视听之外又用了嗅觉，芳馨幽香，沁人肺腑，进一层丰富了西池的动人之处。
西池的景色，使人陶醉，而日暮昏黄之景又触发了诗人迟暮之感，因而取用屈原的象征手法，倾吐时不我待的情怀:“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日月不居，青春难驻，不知错过了多少良游机缘，而今垂垂老矣，面对暮年暮景，该当如何呢？在深刻的人生自我反思中，诗人终于从《庄子》寻到了答案，这就是:“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世俗之人，汲汲于功名利禄，撄于世网，自受其害，能从中醒悟，迷途知返者实在不多。可是，远在上古之世，老子的门徒庚桑楚已经教导他的学生南荣趎说:“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后来，南荣趎又就教于老子。进一步领悟到守道抱一，忘我忘世，无欲无心的至道，因而自戒俗念之多，深得全年养生之术。所以这收尾两句，实际上是诗人自我诫勉之辞，目的仍在于澄心悟道，摒弃俗念，不为功名所累，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享受山水之乐。
谢混在山水文学史上是一个颇受重视的作家，这首诗又是他的代表作。《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檀道鸾《续晋阳秋》也说玄言诗“至义熙中谢混始改”。可见在改变玄言诗风，创作山水新诗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谢混无可怀疑地有荜路蓝缕之功，是他的族侄谢灵运的先驱者。从这首诗也可见出他在玄风弥漫诗坛的情况下，为开拓新路，变革诗风所作出的努力，颇能令人一新耳目。谢混的《游西池》，集中力量刻画山水景物的诗篇，才开始给玄言气氛笼罩着的士族诗坛带来了一点新鲜的空气，冲散了长期来讲玄理的文辞，使虚浮的玄音渐趋淡薄。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诗人所送之人，已不可考。
此诗开篇先点明送别时节及客人南下所经之地。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故诗人特意写到了柳花，切题之送客。春流送客，可以想见友人赴任，春风得意之状。朱雀桥、乌衣巷，皆江宁之名胜，骚人墨客多有咏之。此处诗人写此名胜古迹，乃点题“之江宁”赴任。言其在此“看淮水”“问王家”，写出了客人的悠闲、得意之状。
中间四句叙写江宁之山川景色。城里乡里皆无事，可见江宁百姓安居乐业，正好与上文“看淮水”“问王家”意相联。江宁百姓门对青山，这里用了一个复数，言“闭门开户”皆对青山，可见青山之多，无处不在。复着一“翠”字，更见青山之翠。江宁朝霞满天，一个“下”字，满天红霞呼之欲出。而燕子双飞，莺歌燕舞，一派大好风景，烘托着江宁百姓生活的怡然自得。
最后四句写友人交往之人的高雅，表明友人的雅洁。“日应新”，既是言与吴士相逢嘉赏的惬意，同时也暗喻了友人到任后，吴地日日变新，赞其政绩清明。友人南下赴任，因而诗人结尾处又劝慰其不要担心水土不服，江宁之莼羹比中原之羊酪味更可人，友人只管放心前去。
全诗洋洋洒洒，语言繁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韩翃的诗：“兴致繁富，一篇一咏，朝士珍之。”又说：“比兴深于刘长卿，筋节成于皇甫冉。”这是说韩翃的诗意较为深隐，风格较为矫健。这个评语对此诗也还合适。然而此诗内容较为空疏，流于形式，缺乏真情实感，乃应酬之作。
诗人通过注重描写西施的容貌、举止（笑倚、醉舞）、情态乃至生活环境，勾勒出一幅帝王嫔妃的生活情趣，实则以借古鉴今为警戒，影射讽刺现实的不满，提醒唐玄宗不要国事益非、诛逐忠良、滥事征伐，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全诗轻快流转，风格率直、大胆、热烈、活泼，不同于柔靡无力、怨而有伤的宫怨诗。
“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此叙景起兴：荷花虽香，因风而献媚于水殿，描绘出一幅微风吹动荷花、清香充溢满殿的景致，诗人因望见“姑苏台”而托言感怀吴王。可见，裘马轻狂、狂歌痛饮的诗人，意趣高远、超旷洒脱。
“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意指西施酒后带着醉意跳了几回舞后，娇柔无力地微笑着倚坐在东窗下镶嵌着白色玉石的椅子上。诗人把西子婀娜多姿、妩媚动人的形象描绘得细致入微，表现出美人名士、佳人才子的你情我浓、二厢情愿，在开放的唐朝尽舒风云之色。
西施原是越溪之畔的浣纱女，出身贫寒，明代的《苎萝志·西子传》就曾这样描述：“父鬻薪，母浣纱。”她本有理由选择一种幸福平淡的生活方式，但她身处吴越接连不断战乱之中，而她的情人范蠡又是越王勾践的得力谋士，在所谓的“国家大义”面前，西施不得不作出一个极其与人性相违背的选择，远离范蠡，被勾践送到吴国，从而诱使吴王夫差荒淫无度，慵理国事，从此“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最终，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灭吴计划得以实现。
此诗表现形式轻快流转，风格率直、大胆、热烈、活泼，不同于柔靡无力、怨而有伤的宫怨诗。诗人通过注重描写西施的容貌、举止（笑倚、醉舞）、情态乃至生活环境，勾勒出一幅帝王嫔妃的生活情趣，实则以借古鉴今为警戒，影射讽刺现实的不满，提醒唐玄宗不要国事益非、诛逐忠良、滥事征伐，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