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寄托的是一种“黍离之悲”，即故国之思，同时也寓有一种年华虚度的伤感。词中叙事、写景、抒情交错而下，化用前人诗句也浑然天成，如自己出，因而饶有流动自然之美。
起唱直叙春游情事：“侬是江南游冶子，乌帽青鞋，行乐东风里。”“游冶子”犹言浪荡子，“乌帽青鞋”是山野之人的服饰，词人的言语虽然豪纵，心情却甚凄苦。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云：“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又陆游《东阳道中》诗云：“风吹乌帽送轻寒，雨点春衫作醉斑。”语既出此，意亦近之。赵孟頫本是赵宋王孙，如今却在浪迹江湖，心中怎能没有感慨？所以自称为“行乐东风里”的“游冶子”，其实是百无聊赖的自嘲自笑，其中隐含着一种难言之痛。
续拍描绘眼前光景：“落尽杨花春满地，凄凄芳草愁千里。”屈原《离骚》有句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也隐喻着同样的感慨——杨花都已落尽，桃李当更无花，明明是春已去，却还说“春满地”，可见惜春之意极痴，在春已难寻之时，仍将满地杨花看做春的存在，如此婉言“落尽杨花春满地”，比直说“落尽杨花春已去”更觉伤心。以草寓愁，古来多有，如南唐李煜《清平乐》词云：“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萋萋芳草”语出汉代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词人用此，亦寄寓着王孙流落的悲哀，芳草萋萋，一望无际，正如愁思的茫远，所以说“愁千里”。
重起转写游湖情景：“扶上兰州人欲醉，日暮青山，相映双蛾翠。”“兰舟”即木兰舟，南朝任昉《述异记》言浔阳江七里洲有鲁班造木兰舟，故用为船的美称。“双蛾”即双眉，因女子之美细长弯曲，犹如蚕蛾的触须，故美称为蛾眉。“扶上兰州人欲醉”上承“行乐”一语，谓被人扶上游船时已有醉意，可见此前“行乐”颇为恣肆。“日暮青山，相映双蛾翠”，远处的青山在落日余晖中色浓如黛，与船上歌女的翠梅遥相映衬，本是山美人美，但与“日暮”连在一起，又微微透漏出一种“美人迟暮”的忧伤。情融景中，耐人寻味。
结拍翻出心中悲感：“万顷湖光歌扇底，一声催下相思泪。”“歌扇”是歌舞女郎用来传情饰态的彩扇，“相思泪”本指苦思情侣之泪，借指怆怀故国之泪。万顷湖光都展现在歌扇之下，景象十分瑰丽壮阔。一声歌起便催落相思之泪，情绪又异常凄苦悲凉。这样以清歌美景托出仇恨哀伤，尤见情思厚重，意境深远，言辞有尽而韵味无穷。
这首离别相思词，上片写游子游乐逍遥的神态，接着点出对情人的思念使他“愁万里”；过片忆起离别饯行，酒入愁肠，人已半醉；结句“一声催下相思泪”，把全词情感推向高潮，成为点题之笔。此词妙在写送别场面并未直接写情人，而只以男子口气道出，“扶上兰舟”一句告诉读者，送行的情人扶他上船，挥手而别，一时难忍相思泪。至此全词结束，给读者留下不尽的回味。
这首抒情诗抓住了人生片断中富有戏剧性的一刹那，用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就使人物、场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诗歌在语言上平白如话。从字面上看一览无余，是一个女子同一个男子江上偶遇的对话。流淌在字里行间的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共同认同的美好的情感——深深的眷念家乡的感情让它获得了流传至今的生命力。
在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一个舟行女子只因听到乡音，觉得可能是同乡，便全然不顾忌封建礼教的拘束而停舟相问，可见其心情的急切。而迫不及待地自报家门，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她盼望见到同乡的喜出望外的心情。这是因为乡音让她感到亲切，乡音让她产生要见到家乡亲人的冲动。这一切都缘于对家乡的爱恋。
男子的答话是“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话虽是出自男子之口，却是对俩人共同的飘泊生涯的叹息，是长年流落在外的无奈。这叹息也是缘于对家乡的爱恋。
诗人捕捉住一个生活场景，用白描手法抒写人们热爱家乡的情感，既含蓄又生动，饶有生活趣味。
赏析此诗的内容，要能够透过双燕辛劳抚育幼燕的经过，深刻体会父母的养育之恩。
借鉴此诗的表达技巧，要准确知道诗中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比如，绘声——索食声孜孜，借代——黄口，对比——母瘦雏渐肥，对偶——喃喃教言语，一一刷毛衣，拟人——声尽呼不归，呼告——燕燕尔勿悲。
雌与雄为叟，四儿为爱子。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