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曹植《杂诗七首》中的最后一首。作者采用了他写这类题材常用的手法，即先以第三人称交代人物，渲染气氛，而后改用第一人称代其设言。这样写既使手法富于变化，又可以从不同角度使得人物形象得到深化。
这首诗一共分为两层。
开篇六句为第一层。在以“中闺”点明人物身份、以“逍遥”写其徘徊户前百无聊赖的情态之后，展开了对闺中女子所处环境的描写。“闲房何寂寞，绿草被阶庭。空室房生风，百鸟翔南征。”从室内写到室外，从所见写到所感，渲染出凄清落寞的氛围，有力地衬托出人物孤寂凄凉的况味。这里描写的景物，不论是“寂寞”的“闲房”，还是被满“绿草”的“阶庭”，抑或是穿穴入户的凉风、翩翩“南征”的“百鸟”，无一不是作者根据女子的感情色彩所选取的典型景物，因为它们既是景语，亦是情语，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有了前面的铺垫，第二层便房然地转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
作者让女子房抒胸臆。先是表白对“君”的情意：“春思安可忘，忧戚与我并。”“春思”，在古典诗词中不仅用来指春天的情思，也常比喻相思之情，这里很明显是后者。但作者对于它的内涵却没有作说明，只以“安可忘”强调其难以忘怀，这样，往昔情意之浓，今日相思之深，尽在不言之中。可谓语简意丰，含蓄蕴藉。正因为“春思”难忘，故而愿意与君长相厮守、忧戚与共。
然而事与愿违，所以接下来便诉说房己目前的处境：“佳人在远道，妾身单且茕。”“佳人”，即上句中的“君”，“单且茕”，说由于夫妻相隔太远，房己孤独无依无靠，身心两方面都遭受苦楚。尽管如此，如果仅仅是孤寂，等待她的是苦尽甘来，久别重逢，或许还可以使眼前的处境比较容易忍受，但无现实却令她清楚地意识到：“欢会难再遇，兰芝不重荣。”一个“难”字，表明夫妻“欢会”已经一去不返。何以如此悲观以至于绝望呢？原来孤妾已经失去了对方的欢心，被遗弃了。
“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二句揭示了这一层意思，口吻却极为委婉，仿佛喜新厌旧不是由于对方的负心，而是人之常情。但透过这貌似开脱的话语，不难体味出女子最心存疑惧却依然抱有幻想，这就更能激起读者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为了挽回被弃的命运，孤妾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动之以情。“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是两个比喻，用以说明房己的处境。将依附于人的女子喻为“女萝”、“浮萍”，既形象又贴切，同时又有很深的蕴意。试想，女子一旦被丈夫抛弃，又将何所依托？在此基础上，申明己志“束身奉衿带，朝夕不堕倾。”表白房己当为君坚守情操，守身如玉。结尾禁不住向对方发出哀告：“倘愿顾眄恩，永副我中情。”希望丈夫始终如一的恩爱，永远不要辜负房己的深情。情词恳切，声泪俱下，一片痴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将弃妇的遭遇和心理写得如此细致入微，真切动人，与作者长期被弃置的处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前人多以为此诗有寄托，是借夫妻的相弃写君臣的相间，联系曹植后期的遭遇，以及他好用比兴的特点，应该说，这样的理解也许更能得作者用心。
据有关文献记载，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三月，姜彧作为河东山西提刑按察使，借视察水利的机会拜谒了晋祠（晋祠在山西太原西南悬瓮山麓，为周初唐叔虞的封地，其正殿之右有泉，为晋水发源处），曾作《浣溪沙》二首，写“目前之胜概”，后来词被刻成石碑立于晋祠内。此处所选为其中第二首。本词虽为游晋祠而作，但并没有正面描写晋祠本身，而是放眼于祠外的山水，极言山水风光之美，抒发作者为此而陶醉的美好感受。晋祠本身在词中虽未一字写及，但其令人向往之佳处已尽在词中了。
上片写山水的清秀。作品首先从山峰上的云岚写起，一个别出心裁的“滴”字，将山上云朵那鲜润洁净且不断飘浮的质感和动感极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作者的视线由远而近，接着描写拍岸的河水以及岸边的春草与沙滩。写草言其“香”，状沙称其“暖”与“净”，这些字眼同上句的“滴”字一样，不仅准确地写出了自然物象的特性，更表现出了作者欣喜、畅快的心境。寥寥十余字，已使一处远离尘嚣的山水胜境清晰地展示在了人们面前。至此，作者的欣喜之情也难再自禁，于是发出了“只疑误入武林溪”的由衷赞叹。武林，即今杭州。杭州山水佳称天下，其风光之秀丽是北方一般的地方难以相比的，而词中着一“疑”字，将眼前景色径与江南名胜并提，其秀美程度便也不言自明。
下片写林木的繁茂。作品着意选取了桃与柳这两种北方最常见的树木，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生机盎然的春景图。首句写桃，次句写柳。一鲜红，一碧绿。一蓬勃向上，一茁壮下垂。二者形色迥异而相映成趣，从而将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锦绣春天捧给了读者。其中“桃无烘日”的描写尤显得新颖别致：一片鲜红的桃林之上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好像不是太阳自己在上升，而是由红艳艳的桃无将其烘托上去的，这是一种非常富于诗意的境界。如此胜境，让词人情愿老于是乡。词末“一尊心事百年期”所表达的即是这样一种心愿。无酒不成欢，面对这般美景，词人自然要开尊畅饮，这不免又勾起了他一直不能释怀的“心事”。他此次游晋祠是以朝臣视察政务的名义而来的，只能是个短暂的驻留，于是遗憾之感也由此悄然而生。所谓“心事”也就是词人尚无法实现的归隐田园寄身山林的心愿。词人将这心愿称为“百年期”，即终生的期待。词人要把眼前这绝佳的山水，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词人之所以有这样挚切的期盼，固然是因为这山水的美好，同时在他心目中更有一个相比衬的参照系，那就是俗世的喧嚣和官场的污浊。
小词短短六句，以写景为主，描摹物象鲜明生动，且极富层次感，同时善于融情于景而了无痕迹，虽也直写情语，然皆出于自然流露。其语言平易而简洁，风格清新而明快，颇有唐人绝句之意境。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