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畔棠阴同召伯，堦前蓂荚别唐尧。
下车正是尝新笋，得句何妨寄旧僚。
预想郡斋公宴处，桃花凝露柳垂条。
道畔棠阴同召伯，堦前蓂荚别唐尧。
下车正是尝新笋，得句何妨寄旧僚。
预想郡斋公宴处，桃花凝露柳垂条。
由于人生失意，“有志不获骋”，诗人也只得退而求自乐，这首诗便写隐居安处的自得之乐，同时对那些贪利求名的“当世士”表示鄙视。
诗中“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戚朝日，樽中酒不燥”几句所表现出来的美好生活正和《诗经》“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孥”的理想人生态度与和谐家庭生活如出一辙。而“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的安逸闲适与那些“汲汲于富贵”的“当世士”的战战兢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达诗人对眼前闲居之乐的满足。
这首诗以咏梅为题，处处围绕着一个“梅”字落笔，描绘出了一幅凌寒独放的早梅图。
诗一开头就标出兔园是因为建安王萧伟与梁孝王刘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史记·粱孝王世家》云：“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而建安王萧伟《梁书》本传云：“伟少好学，笃诚通恕，趋贤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游士、当世知名者，莫不毕至。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伟又加穿筑，增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世藩邸之盛，无以过焉。”建安王萧伟的芳林苑，恰似梁孝王刘武的兔园。诗中的兔园，意即指芳林苑。园中百卉，独咏梅花是因为梅花自有它独特的标格。正当冰封大地、万木萧疏之时，梅花已预报了春天的来临，所以说“惊时最是梅”。“惊”字用拟人笔法，突出梅花对节令转换的特殊敏感，尤为醒目。
“衔霜当路发”四句，则具体地描绘梅花的高标逸韵。它不畏严寒，凌霜傲雪，嫣然开放。正因梅花盛开，霜落其上，故曰“衔”。正因梅花盛开，千娇百媚，与白雪相映成趣，故曰“映”。却月观，凌风台，想必是园中的主要景点，自然梅花更盛。“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陆游《落梅》其一）一个“横”字，写出了梅花凌寒怒放的高贵品格；一个“绕”字，写尽了梅花俏丽报春的妩媚情态。从语法上讲，“衔霜”、“映雪”是动宾结构，“枝横”、“花绕”是主谓结构，这样就错落有致地写出了满园梅花盛开、光彩照眼的动人情景。
满园梅花动诗兴。诗人不禁由花事联想到人事，想起了人世间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汉武帝的陈皇后，擅宠骄贵，终因骄妒失宠，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思，闻司马相如工文章，遂奉黄金百斤，令为解愁之辞，相如为作《长门赋》，中云：“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屣履起而彷徨。……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故诗曰：“朝洒长门泣”。《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文君之父卓王孙开始反对两人的婚事，后经劝说，不得已而“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后汉武帝命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和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故诗曰：“夕驻临邛杯。”
“朝洒”二句，一悲一喜，一离一合，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两事都与司马相如有关。写兔园之梅，为何联想到司马相如呢？因为司马相如和梁孝王还有一段因缘。梁孝王到首都长安，带来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文士，相如见而悦之，遂借口有病而辞官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一住几年，乃著《子虚赋》（见《史记·司马相如传》）。诗人是将建安王比作梁孝王，将芳林苑比作兔园，而将自己比作司马相如。有人说：“长门借喻闺妇，临邛借喻游子，意谓闺妇方见梅伤春时，而游子亦罢饮思家也。”（何融《何水部诗注》）这种理解似失之于浅俗，与整首诗的基调亦不尽吻合。建安王萧伟爱客接士，何逊以卓越的才能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遂引为水曹行参军兼记室，日与游宴，深被恩礼。何逊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似不应有消极悲愁之叹。
最后“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二句，寓有人生有限，应当及早建功立业的思想。整首诗的基调还是积极向上的。作者是以司马相如自喻，借咏梅来表现自己坚定的情操和高远的志向。陆时雍所说：“何逊好梅，梅诗绝未见佳，其所好在形骸之外。”（《古诗镜》卷二十二）尚属皮相之见。
全诗把情、景、理相结合，景中寓情，情中有理，通过一种完美的交融，寓情于物，将梅花作为自己的化身，描述了一副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诗人不趋炎附势，疏枝独立不失气节的品德。
和王昌龄“奉帚平明”、“闺中少妇”等名作之同，此诗的怨者，不是一开始就露面的。长门宫是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后的居处，昭阳殿则是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居处，唐诗通常分别用以泛指失宠、得宠宫人住地。欲写长门之怨，却先写昭阳之幸，形成此诗一显著特点。
前两句的境界极为美好。诗中宫花大约是指桃花，此时春晴正开，花朵上缀着露滴，有“灼灼其华”的光彩。晴花沾露，越发娇美秾艳。夜来花香尤易为人察觉，春风散入，更是暗香满殿。这是写境，又不单纯是写境。这种美好境界，与昭阳殿里歌舞人的快乐心情极为谐调，浑融为一。昭阳殿里彻夜笙歌，欢乐的人还未休息。说“歌吹在昭阳”是好理解的，而明月却是无处不“在”，为什么独归于昭阳呢？诗人这里巧妙暗示，连月亮也是昭阳殿的特别明亮。两句虽然都是写境，但能使读者感到境中有人，继而由景入情。这两句写的不是宫怨，恰恰是宫怨的对立面，是得宠承恩的情景。
写承恩不是诗人的目的，而只是手段。后两句突然转折，美好的环境、欢乐的气氛都不在了，转出另一个环境、另一种气氛。与昭阳殿形成鲜明对比，这里没有花香，没有歌吹，也没有月明，有的是滴不完、流不尽的漏声，是挨不到头的漫漫长夜。这里也有一个不眠人存在。但与昭阳殿欢乐苦夜短不同，长门宫是愁思觉夜长。此诗用形象对比手法，有强烈反衬作用，突出深化了“宫怨”的主题。
诗的前后部分都重在写境，由于融入人物的丰富感受，情景交融，所以能境中见人，含蓄蕴藉。与白居易《后宫词》比较，优点尤显著。《后宫词》写了“泪湿罗巾梦不成”，写了“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由于取径太直，反觉浅近，不如此诗耐人含咀。
诗的前两句偏于写实，后两句则用了夸张手法。铜壶滴漏是古代计时的用具。宫禁专用者为“宫漏”。大抵夜间添一次水，更阑则漏尽，漏不尽则夜未明。“似将海水添宫漏”，则是以海水的巨大容量来夸张长门的夜长漏永。现实中，当然绝无以海水添宫漏的事，但这种夸张，仍有现实的基础。“水添宫漏”是实有其事，长门宫人愁思失眠而特觉夜长也实有其情，主客观的统一，就造成了“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的意境。虚实相成，离形得神，这里写的虽决不能有其事，但实为情至之语。
杨士奇的这首诗，是一幅湖上风俗画。
诗歌的前两句选择水乡特有的蓼荇这些植物，白描而绘其色“疏红” “青” “花白”、状其形“小如萍”，寥寥几笔，生动、形象，而又简炼，朴素、自然。水乡的景色美不胜数，但作者却只抓住几种色彩对比鲜明的水乡植物点染水乡的气氛，虽然没有精工描绘景物和浑然的风土人情，但以强烈的视觉对比效果铺展出一幅生机勃勃而又宁静悠远的淮安水乡的景色。景幽心亦静，转而由景过渡到了对人物的素描上。
底下两句由景及人，自静而动，为水乡图增添了生气。水上驶来采菱船，船上的采菱女头上梳着两个环形的发髻，身穿短袖的衣衫，背对着诗人在船头采菱。这是诗人见到的实情，但一经摄入了艺术的镜头，便具有了诗情画意。诗人看到船上女子倩倩的背影，突发联想，说姑娘害羞，不好意思让人见到自己的脸，故背转身子，借以掩饰羞涩之态。“惭”字、“自”字，皆从“背”字生发，既刻画出水乡女子惹人羡爱的神态，又很富有情味，把观景的诗人与采菱女这两个不相干之人写成一个欲见而招呼，一个因羞而自避，从而使人物立于纸上。一个“背”字节省了多少笔墨，却留下充分想象的余地，再多的正面描写也无法达到这一效果。诗人选取这一角度来写，实具匠心。
全诗表现水乡的宁静和平，风格也一如水乡之水，闲雅清淡，物我交融，又因选择得当，写来颇见情韵。
上片极写元宵节的游赏欢乐，及公庭讼少的愉悦心情。“元宵似是欢游好，何况公庭民讼少”。“似是”，正说明词人原本并没有主动出游元宵佳节的打算，只是由于他的公务闲暇，“公庭民讼少”了，内心愉悦才使他引起了赏游元宵夜景的乐趣。如今“公庭民讼少”，词人从心底发出惬意的快感，所以，当他看到“万家游赏上春台”时，他自己和所有游人，都像活神仙一样迷路在三神山海岛之中了。
下片极写“与民同乐”的欢快宴席。“平原不似高阳傲。促席雍容陪语笑。”词人在人群中间，谦逊质朴，礼敬宾客，平等如兄弟，有如赵国平原君的贤明待宾，而毫无“高阳酒徒”的傲慢。他总是从容温和地靠近群众，和人们满面陪笑的对语谈心，尽情享受着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乐趣。“坐中有客最多情，不惜玉山拼醉倒”，在欢快的宴席中，顿时出现了一个“最多情”的民客形象，而把欢情霎时推到高潮。可谓笔端生花。而“拚”字尤为传神。这正是词人与群众亲密“鱼水情”关系的典型反映。
全词感情真挚，清新自然，即兴抒怀，酣畅淋漓。而且格调健朗，构思精巧，一气呵成，余音袅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