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写初夏的典型景物以寓危亡之痛。《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樱桃）先荐寝庙。《汉书》：惠帝尝出游离宫，取樱桃献宗庙。李煜此时，宗庙莫保，樱桃难献，而樱桃又随“春归去”而“落尽”，伤逝之感良深。这里的“春”，应包含“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的和平豪华的帝王生活，“春”既“归去”，悔恨何及？紧接着“碟翻轻粉双飞”，与上句的情景极不调和，以粉蝶无知，回翔取乐，反衬并加深悔恨心情。
“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双幕，惆怅暮烟垂。”杜宇转化的子规在小楼西面夜夜泣血鸣啼，倚着楼窗的玉钩双幕瞭望，惆怅的看着暮烟低垂。
“子规啼月小楼西”，子规，相传为失国的蜀帝杜宇之魂所化，这就加深亡国的预感。这句与“蝶翻”句，从相反方面刻画了矛盾的心境。这里“西”字，不是简单的表示方位，而是宋兵自西而来，故于“小楼西”特别关注。“玉钩双幕”，点明词人以上见闻所及，是从小楼窗口获得的。倚窗销愁。愁偏侵袭，望暮烟之低垂，对长空而惆怅。这里“惆怅”，是明点此时此地的复杂心境：宋兵压境，朝不保夕，为国势失望而自伤。“暮烟垂”，形象的表现这种沉重的“惆怅”。
上片写外景，视线由内向外，时间自日之暮；下片写内景，视线由外转内，时间自暮入夜。
“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这两句是说入夜后小巷里一片沉寂，人们都已纷纷散去，凄然欲绝面对着烟草低迷。
写小巷人散初夜寂寥的境况，是顺着上片的时序，着重突出“寂寥”，以渲染环境气氛。“烟草低迷”，是“暮烟垂”的扩展与加深，冠以“望残”二字，刻画出凄然欲绝的寂寥人怅对寂寥天的形象。此处是一转折，窗外已无可望，亦不忍望，只得转向室内。
“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双带，回首恨依依。”末三句是说，炉里的香烟闲绕着绘饰凤凰的衾枕，但见她愁容满面空持双带，怎能不令人回首恨依依。
“炉香闲袅”，本是宫廷中的寻常事，而在此一瞬间却产生特异的敏感作用：危急的心情，乍遇炉香闲袅，似乎得到一晌的平静，然一念及“一旦归为臣虏”，则愈觉惶惑难安。况且炉香是闲袅着“凤凰儿”的，更是凄惋万分。“凤凰儿”应是衾褥上的纹饰，同时也暗喻小周后（下句的“双带”，《古今词话》、《历代诗余》均作“裙带”，似以喻小周后为宜）。小周后的形象在这里隐约一现，是符合逻辑的，能完整地显现出词人的内心世界。在词人的眼底，往日经常出现“绣床斜凭娇无那”的媚态，而今却见她“空持双带”的愁容。江山如此危殆，美人如此憔悴，怎能不“回首恨依依”！结处明点一“恨”，倒贯全词。
这首词，巧于用典，颇具特色。此词用樱桃事，浑化无迹：若不加深思，但知其以眼前景物寄内心伤感；其实他是化用《礼记》、《汉书》天子取樱桃献宗庙的典故。用此一典，则眼前景物，不仅结合围城局势，且外现主观情愫，更显出帝王的身份。表明一个饱学的亡国之君，自被围直至被俘的过程中所不能忘怀于宗庙的必然心态。用典如此，自无诟病，堪称典范。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