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是晚唐道家学者，这首“牡丹”诗，也牵涉到道家故事。据《酉阳杂俎》载：相传韩愈之侄孙韩湘，学道成仙后，曾劝韩愈也弃官学道，韩愈不肯，韩湘曾于初冬，令牡丹花开数色，预言韩愈未来之事，后皆应验，使韩愈为之震惊。罗隐这首《牡丹》诗，似取乎此。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这里的“东风”即“春风”。“绛罗”，本指绛色丝绸，此处喻牡丹的花瓣。“高卷”，指花盛开时高高挺出花瓣翻卷着的形象。“不胜春”，即无比的春色，无比的美丽。这两句是说它好像和东风有着特别的关系，东风一来，它便以绛色丝绸样颜色的花辫，翻卷着高高的开在枝杈的顶端。它妩媚的姿容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真是无比的美丽！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这里的“解语”，指会说话。“倾国”，指美女。来自《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后便用“倾国倾城”形容极美丽的女子，更用它代替极美丽的女子。这两句以拟人化手法写花情动人。前一句说，牡丹要是能说话，果真是“牡丹仙子”，那简直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了；下句更进一层说，就算牡丹无情，不能成为美人，就凭它的美丽的芳姿艳质也够人倾心喜爱了。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这两句中“芍药”、“芙蓉”均为花名。“君”、“芳尘”皆指牡丹。芍药素有小牡丹之称，若牡丹在群芳中为第一，则芍药为第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或以为花之副也。故这两句说，芍药虽也花大而美，但比之于牡丹，芍药也只是牡丹的亲近侍奉。至于生于水中，出污泥而不染的芙蓉花，虽也端庄素雅，若比之于牡丹就逊色多了，所以，它哪里敢和牡丹比美呢？但它不论生在什么地方，也躲不开和牡丹花的比较。
“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这里的“韩令”，即韩愈。“秾华”，繁盛的花朵，此处指韩湘当年劝韩愈弃官学道的牡丹花上的诗谶。“此身”，即此生。罗隐好作谶语，这两句是以韩湘的诗谶为韩令可惜。意思说，韩愈虽然在人世上功成名立，但终未脱俗超凡，成为仙人。辜负了韩湘用牡丹花的诗谶的规劝，度过了这样一生，予以惋惜。
罗隐的咏物诗有个特点，就是在咏物的同时，有所寄托。这首《牡丹》诗在前三联中，写了牡丹的体态特征，而在最后两句，则以“卒章显其志”的笔法，把自己的感慨和寄托表达出来。前三联写牡丹超凡脱俗，尽管孤芳自赏，但那种傲岸冷峻的姿态，却更加动人，让人钦佩。这正象征了诗人的人格精神。诗人用这么多笔墨写牡丹，其真正用意是为末联作铺垫。末联从牡丹写到人的思想感情和寄托，以对韩令惋惜。正显了诗人不愿为名利趋炎附势，降低人格，从而辜负了大好时光的高洁品格。
“深院”之“深”，似乎不仅是个空间的观念，而且攸关环境气氛。一般说，要幽才能“深”，但诗人笔下却给读者展示了一幅闹春的小景：庭院内，黄嘴的鹅雏在呷水嬉戏，美丽的蛱蝶在空中飞舞，红色的蔷薇花与绿色的芭蕉叶交相辉映。作者运用“栀黄”、“腻粉”、“红”、“碧”一连串颜色字，其色彩之繁丽，为盛唐诗作中所罕见。“栀黄”（栀子提炼出的黄色）比“黄”在辨色上更加具体，“腻粉”比“白”则更能传达一种色感（腻）。这种对形相、色彩更细腻的体味和表现，正是韩诗一种特色。诗中遣词用字的工妙不止于此。用两个带“儿”、“子”的缀化词：“鹅儿”（不说鹅雏）、“凤子”（不说蛱蝶），比这些生物普通的名称更带亲切的情感色彩，显示出小生命的可爱。“唼啑”（shà dié）、“轻盈”一双迭韵字，不但有调声作用，而且兼有象声与形容的功用。于鹅儿写其“嘴”，则其呷水之声可闻；于蛱蝶写其“腰”，则其翩跹舞姿如见。末句则将“红蔷薇”与“碧芭蕉”并置，无“映”字而有“映”意。（一本径作“红蔷薇映碧芭蕉”，则点明矣。）凡此种种，足见诗人配色选声、铸词造句的匠心。
看到这样一幅禽虫花卉各得自在的妙景，真不禁要问一声：“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苏轼《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了。但这境中不是真个“无人”，“深院下帘人昼寝”，人是有的，只不过未曾露面罢了。而正因为“下帘人昼寝”，才有这样鹅儿自在、蛱蝶不惊、花卉若能解语的境界。它看起来是“无我之境”，但每字每句都带有诗人的感情色彩，表现出他对这眼前景物的热爱。同时，景物的热闹、色彩的浓烈，恰恰反衬出庭院的幽静冷落来。而这，才是此诗经得起反复玩味的奥妙之所在。
这种热烈的外观掩饰不住内在的冷落的境界，反映出封建社会的衰落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心境。韩偓在唐末是一个有气节操守的人，以不肯附“逆”而遭忌，在那种“桃源望断无寻处”的乱世，这样的“深院”似乎也不失为一个逋逃薮。读者不当只看到那美艳而平和的景致，还要看到一颗并不平和的心。那“昼寝”的人大约是中酒而卧吧。也许，晏殊《踏莎行》的后半阕恰好是此诗的续境：“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