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过词能够在辛派阵营中占据重要一席，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与辛弃疾豪纵恣肆之风相近的作品，还在于那些豪迈中颇显俊致的独特词风，正如刘熙载所说：“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着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艺概》）此词就是这么一首具有独特风格的词。
这是一首登临名作。作者借重过武昌南楼之机，感慨时事，抒写昔是今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安远楼，在武昌黄鹄山上，一名南楼。建于1186年（淳熙十三年）。姜夔曾自度《翠楼吟》词纪之。其小序云“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具载其事。
刘过重访南楼，距上次登览几二十年。当时韩侂胄掌握实权，轻举妄动，意欲伐金以成就自己的“功名”。而当时南宋朝廷军备废驰，国库空虚，将才难觅，一旦挑起战争，就会兵连祸连，生灵涂炭。词人刘过以垂暮之身，逢此乱局，虽风景不殊，却触目有忧国伤时之恸。这种心境深深地反映到他的词中。
词一起用了两个偶句，略点景物，写登楼之所见。
但既无金碧楼台，也没写清嘉的山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泓寒水，满目荒芦而已。这里的“满”字和“寒”字下得好，把萧疏的外景同低徊的心境交融在一起，勾勒出一幅黯淡的画面，为全词着上了一层“底色”。细味这残芦满目、浅流如带的词境，不止气象萧瑟，而且写出了居高临下的眺望之感来，是统摄全篇的传神之笔。接下去，作者以时空交错的技法把词笔从空间的凭眺折入时间的溯洄，以虚间实，别起波澜。“二十年重过南楼”，一句里包含了多少感慨！二十年前，也就是安远楼落成不久，刘过离家赴试，曾在这里过了一段狂放不羁的生活。所谓“醉槌黄鹤楼，一掷赌百万。”（《湖学别苏召叟》）以及“黄鹤楼前识楚卿，彩云重叠拥娉婷”（《浣溪沙。赠妓徐楚楚》），这就是他当年游踪的剪影。二十年过去了，可是以身许国的刘过却“四举无成，十年不调”，仍然一袭布衣。此时故地重经，而且是在这个危机四伏祸乱不远的时候，怎不令人凄然以悲呢？句中的“过”字点明此行不过是“解鞍少驻初程”的暂歇而已，并为下文伏线。“柳下”三句，一波三折，文随意转，极见工力。“未稳”上承“过”字，说明行色匆匆，钩锁紧密，见出文心之细。“能几日，又中秋”，意谓不消几天，中秋又来到了。一种时序催人的忧心、烈士暮年的悲感和无可奈何的叹喟都从这一个“又”字里泄露出来。三句迭用“犹”、“能”、“又”等虚字呼应提携，真能将词人灵魂的皱折淋漓尽致地揭示无余。
过片以后纯乎写情，都从“重过”一义生发。曰“故人”，曰“旧江山”，曰“新愁”，曰“不似”，莫不如此。章法之精严，风格之浑成，堪称《龙洲词》中上上之作。“黄鹤”二句从设问提起，妙处在能从虚际转身。“矶头”上缀一“断”字，便有残山剩水的凄凉意味，不是泛泛之笔。“旧江山浑是新愁”，是深化题旨之重笔。前此种种灰黯的心绪，所为伊何？
难道仅仅是怀人、病酒、叹老、悲秋么？被宋子虚誉为“天下奇男子，平生以气义撼当世”（《龙洲词跋》）的刘过是不会自溺于此的，刘过此词的忧国伤时之感无疑要高于宋玉《九辨》单纯的寒土悲秋之感。他此刻所感受的巨大的愁苦，就是对韩侂胄引火的冒险政策的担忧，就是对江河日下的南宋政局的悲痛。
旧日的壮丽江山笼罩着战争的阴影，而他对于这场可怕的灾难竟然无能为力，这怎么不教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呢？“浑是新愁”，四字包括三层含义。本有旧愁，是一层；添了新愁，是第二层。愁到了“浑是”的程度，极言分量之重，是第三层。旧愁为何？就是他《忆鄂渚》诗所云“书生岂无一策奇，叩阍击鼓天不知”之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苦闷。卒章三句买花载酒，本想苦中求乐，来驱散一下心头的愁绪。可是这家国恨、身世愁又岂是些许花酒所冲淡得了的！先用“欲”字一顿，提出游乐的意愿，接着用“不似”一转，则纵去也无复当年乐趣，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少年”，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相对而言。刘过初到南楼，年方三十，故可称为少年。且可与上片之“二十年重过南楼”相绾合，论其章法，确有草蛇灰线之妙。如此结尾，既沉郁又浑成，令人读之有无穷哀感。
刘过的爱国词篇，多为豪爽奔放，痛快淋漓之作。但这首《唐多令》却写得蕴藉含蓄，耐人咀嚼。与其他爱国词比较，的确别具一格，故而流传甚广。《唐多令》，原为僻调，罕有填者。自刘词出而和者如林，其调乃显。刘辰翁即追和七阕，周密而因其有“重过南楼”之语，为更名曰《南楼令》。可见此词影响之大。
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
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