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献公有九子，因听信宠妾骊姬之谗，改立其子奚齐，而逼死太子申生。申生的弟弟重耳（即晋文公）出奔蒲，献公命寺人披攻打蒲，重耳越墙而逃，被披追上砍掉一只袖子。晋献公死，重耳的弟弟夷吾继位而为惠公，惠公又派披到狄追杀重耳，重耳再逃，流亡国外十九年后回国为晋文公。又遭惠公旧臣吕、郤谋杀。
这篇文字写了寺人披——勃鞮（di）向晋文公提供情报、助其避难平乱的过程。勃鞮应是晋文公的仇敌，但是重耳逃亡十九年，历经事件不枚胜数，在不同的过程中，其宽阔的胸襟所展现出的人格力量，和应对事件的谋略所预示的必能振兴国家的前景，使各类的人物，在他入主晋国之初，都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抉择。勃鞮就是第一个。他得知叛乱的确切情报，也认定了即使是不以此觐见，晋文公也能够不计前嫌，最起码是不会杀了他。事情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想，也使他决心投靠重耳。这一起个人恩怨的理智处置，为晋文公赢得了时间，使他能够在紧急的关头避离，最后借助秦穆公镇压了叛军；也为他随后一系列稳定政局的策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文中几位主人公，即晋文公、勃鞮、秦穆公、吕甥、郤芮，我讲《阴饴甥对秦伯》一文时，曾有简略的介绍，这里，对他们整体的状况，以及在该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作一个梗概的说明。
晋文公，名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继位时他已经成人，很有贤名，身边逐渐聚集起一些贤士辅助。后来晋献公宠爱骊姬姐妹，准备废掉太子申生，这也牵涉到申生的弟弟公子重耳、夷吾，重耳为避开骊姬的谗害，他带兵离京守备蒲城。申生自杀后，晋献公派兵讨伐蒲城，宦官履鞮——即本文的另一主人公勃鞮——率军攻入蒲城，并逼迫重耳自杀。危机中重耳逾墙逃命，履鞮去追捕，却只割断了重耳的衣袖。重耳逃到母亲的娘家狄国，此时他已经四十三岁了。
五年后晋献公死，里克杀了骊姬姐妹的儿子奚齐、悼子，要迎接重耳为君，重耳斟酌后谢绝了。于是他们迎接另一位公子夷吾继位，这就是晋惠公。晋惠公畏惧重耳的名望，又派履鞮带领壮士潜入狄国刺杀重耳。重耳与谋士赵衰商议，狄国太小很不安全，最重要的是无力辅助他们，决定去投奔齐桓公。重耳与赵衰曾在狄国娶妻，她们是姐妹二人：季隗（kui）和叔隗。辞行时重耳让其妻耐心等候二十五年，如还不回来任凭其嫁人。季隗说：“这二十五年，我坟上的柏树也成材了，放心，我等你回来！”
在齐国，齐桓公厚待重耳一行，并选王室的女子婚配给他，这就是后来的齐姜。齐桓公死后，虽然国内战乱不断，但后来的国君也很敬重重耳，给予他优厚的款待，重耳又很爱齐女，就不顾齐已无力帮助他的现实，再也不愿离开齐国。齐女大义凛然，规劝重耳：“你是一国的公子，被迫害才来到这里，那么多的贤士为了你奔命。你不想回去，为安逸不能回报他们的苦心，我都为你害羞！现在还不行动，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大业？”她和赵衰等商议，借机将重耳灌得大醉，放置车上一行人疾驶，待重耳醒来已经出了齐国。重耳大怒仗剑要杀咎犯（另一贤士，重耳的舅舅），咎犯说：“你成了大事，杀了我我也心甘情愿。”重耳冷静了下来，仍然狠狠地说：“大事若不成，我吃舅舅的肉！”咎犯回答：“要是成不了大事，我的肉是又腥又臊，怎么能吃？”
一路上，他们途径卫、曹、宋、郑等国，有礼遇也有冷落，最后到达楚国。楚成王以诸侯的礼节厚待重耳。过了几个月，晋太子圉逃出了秦国，秦穆公大怒，下决心迎接重耳以帮助他入主晋国。楚成王为重耳分析了形势，力促他依靠秦穆公，厚送他赴秦。见到重耳，秦穆公说：“我知道你是急于回国的。”重耳和赵衰再拜：“我们仰望君王，如同禾苗盼着春雨！”秦穆公送怀赢等五女给重耳，开始重耳不想接受（因为涉及怀公姬圉），谋臣们说：“他的国家都将属于我们，何况他的妻子！不能只拘小节。”
晋惠公死晋怀公继位。秦穆公发兵送重耳归晋，晋国的大臣多欢迎重耳，只有晋惠公的宠臣吕甥、郤芮不附。秦军渡过黄河，围困令狐，晋军屯于庐柳对恃。后来由咎犯出面，与秦晋大夫会盟，重耳入晋师、入曲沃、入武宫，逃亡在外十九年，即位为晋文公已六十二岁了。怀公圉逃亡到高粱，被晋文公派人刺杀。
吕甥、郤芮不愿附和晋文公，谋划在晋文公还没有稳住局势时，率军焚烧王宫杀重耳。其阴谋被勃鞮得知，于是有了下文：
吕甥（即阴饴甥，晋惠公、晋怀公的旧臣）和郤芮担心被害，就准备孤注一掷，焚烧王宫杀死晋侯。这时宫人勃鞮（寺人：即后世所说的宦官，披：即勃鞮，亦称履鞮）求见晋文公。但是文公派人斥责（让）他，并推托拒绝相见。来人传达晋文公的话：“在蒲城那一仗，君王命令所允许的时限是可以过一夜，你（女：古通汝）是当天就赶到了。我跟狄国国君在渭河边打猎（田，古通畋：tian打猎），你奉惠公命令赶来设计谋杀我，他所允许的时限是可以过三夜，你却第二天晚上就赶到了。虽然是有君王的命令，可你怎么那样行动迅速呢？那只衣袖（祛qu）现在我还存着呢，你赶快跑吧（别等到我后悔，那就会杀了你）！”勃鞮回答说：“我以为您进入国内掌权，就已经懂得了作国君的道理了。如果（若）仍然还没有明了，就还要遭遇灾难啊！对君王的命令必须要专注，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为国君除掉他所憎恶的人，执行者只能是全力以赴。至于这人是蒲人还是狄人，和我有什么相干！您现在即国君之位，难道就没有蒲城、狄国的仇人了吗？齐桓公能放下被射中带钩的恩怨，拜管仲为相，您如果和他不同（不是胸怀宽阔），那何劳您命令（我走开）呢？要走的人还很多，岂止仅仅是我这受过宫刑的臣子呐！”
于是晋文公接见了他，勃鞮把将发生的灾难告诉了文公。晋文公秘密地离开晋国，到王城会见了秦穆公。三月底晋国王宫起火，吕甥（瑕：一说是吕甥的封地邑名，但是他原封地应该是阴邑；另说阴饴甥复姓瑕吕）、郤芮没有抓到晋文公，就追到黄河边，秦穆公设计骗其进入王城，扑杀了他们。
寺人披说服了晋文公，使得国家又避免了一场动乱。晋文公宽阔的胸怀和气魄，和齐桓公应属比肩，这是他们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齐桓公也曾流亡国外，回国即位途中，被管仲箭射带钩，及至管仲被押解回来，桓公却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拜其为相国，奠定了他称霸诸侯的人才基础。重耳即位时所面临的状况和齐桓公类似，百废待兴、政局动乱，而且他已经是六十三岁，能用的时间无多。但是磨难赋予了他智慧和经验，也为他拓展出了博大的容量。在国家和个人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正是这一切，给了他理智、机遇、灵感、对策和最后的胜利。晋文公开始听说勃鞮来，动怒但没有报复，只是劝其逃走——晋文公也是常人，有着人所共有的情感：“别呆在这里了，也许我一会儿越想越恨就杀了你”——胸襟的容量已见端倪，也正是这一表现，才使勃鞮放心了：重耳确是大贤！才讲出了一番大道理，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晋文公才能涉险无虞。勃鞮的归附，使得晋文公更加明确了，要振兴晋国，必须团结臣民安抚人心稳定政局。秦国的军队，可以帮他打下江山，可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则只能靠自己了。于是他借助秦穆公杀掉吕甥、郤芮后，立即颁发赦令：在献公、惠公、怀公时期直至此次叛乱中，晋国官员和其他人等，无论他是否吕郤二人的同党，对其任何作为一律不咎既往，都仍在原位供职。但是晋国上下还是人心惶惶。可想而知，重耳受尽迫害，在国外流亡十九年，国内的官员大多是反对派。
这时小吏头须求见。这个头须，原是跟随重耳逃亡的人，管理一应的财物。在重耳离开齐国的时候，他动摇了。现实明摆着，就凭着这一班人？复国必将是遥遥无期，住在齐国还能安逸温饱，偏偏要跑出来，真是上宾不当去做流浪汉。于是头须卷走了财产悄悄回到晋国。使得重耳两手空空，在曹、宋、郑国备受折难。头须在赦令颁发后——他倒是谨慎，不像勃鞮那样冒险，有赦令在，最少是确保了自己项上的人头——看出了赦令的成效不佳，就仿效勃鞮来见晋文公，说：“你若继续信任、使用我，人们就会认定：‘对战时谋杀他的勃鞮、危难中抛弃他的头须，国君都能任用，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局面就会稳定下来。”晋文公大喜，就仍然让头须为他驾车，也即亲兵，出入都和重耳同行止。这在晋国产生了轰动效应。都知道晋文公不计前嫌，胸怀宽阔。使恶意的流言自灭。
晋文公打开了局面，秦穆公很高兴，将文赢送来团聚。重耳在蒲城的儿子姬欢，献公征剿时躲入民间，其母死难而姬欢幸免。不久也来都城相聚，文赢认他为己子，被晋文公立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晋襄公。狄国国君送来季隗，齐国也送来了文姜。晋文公把她们的事情说给文赢，尤其是文姜大义责难和设计，才使他有了今天的成就。文赢十分赞许她们的品德，并坚持让正位给文姜。开始重耳未答应，文赢请求秦穆公帮助，才最后定了下来。
“读史使人明智。”从历来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应该已经读出应该怎样对待前年的仇敌。个性化的语言使我们看出了晋文公的宽容大度，捐弃前仇，化敌为友的胸怀。而寺人披又是随机应变，机智善辩，足智多谋。对于晋文公，以前自己的攻打对象能够毫无保留的诉说自己所知的情报，体现了待人的真诚，是何等的为人境界！文章虽然不长，但是精简的笔墨描绘将来龙去脉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
这首诗题为“宫怨”，却没有出现宫女的形象，而是运用象征手法，通过宫苑景物和环境气氛的描写，烘托、暗示出宫女的愁怨之情。
“柳色参差掩画楼，晓莺啼送满宫愁。”抓住深宫寂寥、令人厌倦的特点，着眼于“柳色”和“莺啼”，描绘柳掩画楼、莺啼晓日，表现出“深锁春光一院愁”（刘禹锡《春词》）的情境。“柳色参差”，用语精炼，不仅写出宫柳的柔条长短参差，而且表现出它在晨曦中的颜色明暗、深浅不一。“掩画楼”，则写出宫柳枝叶繁茂、树荫浓密。宫苑中绿荫画楼，莺声宛啭，本是一派明媚春光。但失去自由、失去爱情的宫女，对此却别有一种感受。清晨，柳荫中传来一声声莺啼，反引起宫女们心中无穷愁绪，整个宫苑充满了凄凉悲愁的气氛。暮春柳色掩映画楼，透露出春愁锁闭、美人迟暮之感。
“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写落花，以宫花零落、随水流逝的景象，宫花非不美，但年年自开自落，无人观赏，无声无息地凋零，飘入御沟随流水逝去。在宫女看来，自己的命运与这落花又何其相似！“无人见”，写出宫女被幽禁之苦：“逐春泉”，喻韶光的流逝。前面着一“空”字，表达了宫女的幽禁生活中白白消磨青春的哀怨之情。正如明代唐汝询《唐诗解》所说：“因想已容色凋谢而人莫知，正如花之湮灭沟中耳！”
这首词写思妇怀人而愁苦不堪。诗词以离愁为主题的作品很多，然而此词却颇有特色，显得标致隽永。
上片描绘足以烘托思妇离愁的景色。
“柳絮风轻，梨花雨细”，起笔这两句都省略了动词谓语，且语序亦倒置，补足还原应为：“风轻飘柳絮，雨细湿梨花。”这里首先借景象点明了时在暮春，此时正值轻轻暖风将柳絮吹向半空乱飞，细细春雨使一枝枝梨花带上亮晶晶的水滴。然而如此大好春光，对于独守空帏的思妇，只能成为她离恨绵绵的反衬，更没有心思去观赏。正如汤显祖《牡丹亭》所写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样。确实如此啊，天亮好久了，可她所住之处，犹然“春阴院落帘垂地”，房门上，挂的绣帘还未卷起，她仍然慵懒地躺在床榻之上。她本来早已醒了，于是半睁惺忪睡眼，情不自禁地从窗棂看出去，只见“碧溪影里小桥横，青帘市上孤烟起”。她终于忍不住要往外看，她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在横于“春阴院落”不远的“小桥”上。这正是由于她的情郎曾打从桥上而去，归家也必然会打从那桥上而来，所以对于那座小桥她不知望过多少次了，而今晨又忍不住再望了一回。可是这一回仍旧失望，他依然未打从那桥上归来，这真如温庭筠《思帝乡》所写的“惟有阮郎春尽，不归来”。接下去，她再将目光向远处的市镇看去，同样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那晨饮的“孤烟”冉冉升起而已。此处着一“孤”字，又正好是她此时此刻内心感到无比孤寂的写照。
下片抒发思妇对其情郎的蜜意柔情。
过片“镜约”二句，化用了南朝陈徐德言、乐昌公主夫妇及西汉司马相如、卓文君夫妇的有关典故。陈朝太子舍人徐德言，尚乐昌公主。陈政衰，徐谓公主曰：“国破，汝必入权豪家。倘情缘未断，尚冀相见乎？”乃破镜各分其半，约他日以元宵日卖于都市，这就是词中“镜约关情”的出处，借此表明思妇对其情郎忠贞不渝，期能重温旧好。又西汉临邛富豪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知琴。时司马相如赴卓宅赴宴，酒酣，操《凤求凰》琴曲以挑之。文君心悦，夜奔相如，驰归成都，结为伉俪。这就是“琴心破睡”的来源，意谓那位思妇回忆起她和情郎的相遇，与相如、文君的结合极其相似，因之越想越觉甜美，竟至使睡意也淡化了。她完全清醒过来以后，才觉晨风吹凉，使得“轻寒漠漠侵鸳被”。当她一眼瞥见被面上绣制的的鸳鸯时，心中又不禁产生了鸳鸯倒永不分离而自己如今却形单影只的慨叹，真是无可奈何！歇拍两句“酒醒霞散脸边红，梦回山蹙眉间翠”，是写思妇起床后整妆时从镜中所看到的自己的形状。她记起昨夜因欲解愁而饮酒的事来，喝得两颊升起了红霞，现在虽然酒意已消，可脸边余红犹在；而刚才她与情郎相遇的美梦，可惜一下就幻灭了，她的有如春山一样翠绿的双眉怎不蹙了又蹙呢！如此以她顾影自怜的行动描写作结，给人留下她不胜相思之愁的印象就更深刻难忘了。
此词写思妇之离情，侧重于对她内心活动过程的揭示；然而全都以景物及其自身的行动烘染之，不仅无概念化、抽象化之弊，且更如小说塑造人物形象那样，颇有浮雕感、立体感的审美效应。此外，词中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提炼得绮丽而自然，全词行文畅达得如行云流水。宋人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卷一云：“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见《词话丛编》第167页）。
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夜宴谣》，可想而知，是写唐时那种“醉酒歌舞”的夜生活的。王国安先生在《温飞卿诗集》前言里介绍说：
“一般说来，温庭筠的诗好用浓艳的词藻，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存在比较浓厚的形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他的乐府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一段话，在黄子云的《野鸿诗的》中也曾说过：
“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谓，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只取姿态，则可矣。”
这样的论点，早成了正统的共识。许多评论者大都是把温庭筠当作一个唯美派的形式主义者，而认为他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不健康的，有的甚至说成是淫秽腐朽的。王安国先生接着说：
“本来在中唐时期，由于白居易的倡导，诗人们‘缘事而发’，竞相创作新乐府，指摘时弊，反映现实，这种良好的风气，在晚唐作家中并未消失。但是温庭筠的乐府诗，反映社会现实较少，而刻意追求的是形式的华美，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充满了珠光宝气、脂粉香泽。他的一部分五七律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种浮艳轻靡的诗风，是和他长期出入歌场舞榭的放荡生活分不开的。”
很明显，在王国安先生看来，从新乐府来说，是晚唐不及中唐，而温庭筠又是晚唐中之最不济事者。
其实，这恐怕是误解，或者竟是偏见。艺术上的繁复，是成熟的表现；不能以直白粗放为进步，而以艳丽多姿为堕落。单瓣的原菊，当朴素的黄星洒满山峦的时候，也许是秋色宜人的，论野趣可；然于“花”，终少了几许姿色。如果把这满山的黄花，尽换作后人在原菊的基础上用心血和智慧培育出来的、成百上千的名菊，如“主帅红旗”、“西施洗发”、“黄海秋月”、“碧水长天”，还有什么“绿牡丹”、“碧玉簪”等等，等等（仅此名目，就足令人心醉），则那整个大自然都将是充溢着美的发现，使人每见一枝，都大为惊叹，留连忘返，则是比单一的黄花，一目了然，有着更多的情趣和风韵。诗，和所有的艺术一样，也应当如此。就以王先生夸许的白居易的著名的新乐府而论，“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刻画一位烧炭老人，形象当然是鲜明的，诗人的“苦宫市”之情也是明白的。然而，对于统治阶级的揭露，实事求是地说，绝像是一篇新闻报导，毕竟不耐读。原因就在于欠了点韵味和深度。这也难怪，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而已。他原本就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他只能如此。当然，作为一种写法，原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它抬得太高，以为只此才是好诗，就未免有点以偏概全，不知“百花齐放”为何物了。毛泽东在总结了唐宋诗的规律以后，指出来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可见用形象思维的诗人，也不能就说比散文化的诗人为低。聪明的说法是：都是时代的花朵，各有各的时代赋予他们的特色。
温庭筠这位艺术家的特色，也就是他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诗词，几乎是很少用散文式的语言的，绝少直抒胸臆。他只习惯于用形象说话。他的诗艺高超之处，可以这样说，他仿佛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懂得了迟至今日才在电影美学里为电影大师们所掌握的蒙太奇。他只是在逻辑思维的“经”上，去突出作为“纬”而显现的形象，让织出的艳丽的花纹把经掩盖起来，让这些看似跳跃性很大、甚至不大相关的景象，通过它们的分切组合，而显示出作品的意蕴。这种手法即令当初在电影里，也曾经使人大惊小怪的，更何况他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诗里就出现了。所以说他是形式主义的，虽不合乎事实，但也就是可以谅解的了。就以王先生认为“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的这首《夜宴谣》为例，读着它，让人仿佛感到在这丑恶的现实之中，有一颗能于别人的笑闹中见到泪光的伟大的心，正在因别人的痛苦而颤栗。当然，这是要读者自己去体会，而不是他直接告诉读者的。可见批评，固在衡人，其实也是在称量自己。不能从华丽的外饰下区分出善良和丑恶、伟大和猥琐，而一概认为华丽即放荡，这样草率地断言别人为形式主义，恰好证明这个批评本身，倒真是形式主义的了。
《夜宴谣》不仅形式华美，思想内容也是深刻的。只是它不像《卖炭翁》那样，将要表达的思想明摆在了外面，而就是要人从他的形式后面去细心地探求。这大约是时代到了晚唐，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那种能容纳“补时阙”的胆略，也随之逐渐地衰落了之故。是以这才产生了“温李”这样华丽而隐晦的作品。学者们既在政治和经济上划分出中唐和晚唐，却要求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风格一致，这本身就已违反了历史的逻辑。其实晚唐的诗，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此诗一开头：“长钗坠发双蜻蜓，碧尽山斜开画屏。”它确实不如“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那样好懂。既然题目写的是“夜宴”，那当然，这儿写的“长钗”指的就是侍姬、歌妓、舞女。当满堂都是“虬须公子五侯客”时，特别是下面点明了这是天子的私宴时，则这些歌舞妓也就绝对不止一个。所以可以把这一句理解为这是一队队这样长钗、坠发，打扮得十分妖艳的绝色女子。能蓄有这样多的技艺高超的绝色妖姬之宫庭，其富贵自是不待言的了。所以胡仔说他善于写“富贵佳致”。这不是主观的代诗人设想，而是内在逻辑的必然联系。是以诗人在此只点到为止；这正是他的笔墨经济之处。如果根据诗人特地圈定的这些景物，把它们串联起来，这就像是电影镜头，一开始从一队队歌舞妓摇了过去，接着，镜头摇到了碧山，只见奇峰叠翠，飞瀑流湍。从脂粉的细腻，一下推到了丛山峻岭的雄奇。读者或许会奇怪：此处哪来如此峻美的山林幽谷？碧山尽了，原来是此处的偌大的画屏。画屏移开，这才出现了酒宴的情景。至此，读者不能不惊喜作者的艺术手法之新奇。在一开头的这一联里，居然悬念丛生，一波三折，遥遥写来，非常引人入胜。没有新奇感，那是谈不上艺术的。何况他这儿的新奇，原不是为了猎奇而节外生枝。它原本就是这儿的典型环境，只不过在介绍时，作了点波折，遂显得别致而已。
第二联：“虬须公子五侯客，一饮千钟如建瓴。”诗人采用了避实就虚，虚实结合的写法。前来赴宴的客人是要点明的，所以“虬须公子五侯客”，毫不含糊。因为不点明就不知他们身份的高贵。其实这宫廷的宴会，只不过是意在指出这就是上层社会的缩影。但他用一“客”字，又躲闪了开去。虬须，当是爱将；公子，是贵裔；而五侯，是借东汉的典故，借指专权的宦官。晚唐之季，宦官之祸到了无比严重的地步。《旧唐书·宦官传序》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蕃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所以温庭筠这样写，绝不会是无所指的。但他用“客”字推了开去，不露君臣的痕迹，以免刺激。但用主客以写君臣，这实际又是最大的刺激。虚虚实实，真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至于客有多少，酒宴如何丰盛，主客们又是如何放浪形骸之外，这在诗里都不好写，于是他采取实物变形的手法，仅用了一句“一饮千钟如建瓴”以尽之。钟，是圆形的大肚壶。“一饮千钟”，正如“白发三千丈”一样，虽实犹虚。因为既可以指他们豪兴方长，饮的酒多，一气可吞下千钟之酒。但也可以是指宾客之众，济济一堂，大家举起杯子时，那数不清的杯子，简直需千钟才斟得满。这儿的虚比实有更大的容量。既然一饮千钟，那倒酒之势，是会像雨从高高的屋脊倾泻而下那样的。这恰似现代电影中的主观镜头，他把倾下的千钟之酒，非常形象地化成了飞流直下的瀑布。则这表象虽虚，却又非常的质实。诗中深刻地写出了奢侈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它所揭露的，将比任何叙述的语言都更为丰富得多的。
看来“虬须公子五侯客”并非是诗人所属意的主人，是以于他们只是虚晃一枪，接着就用非常细腻的笔触，写下了歌姬舞妓的姿容：“鸾咽奼唱圆无节，眉敛湘烟袖回雪。”鸾凤和鸣，古时用来形容声音的美妙。奼，是美女。唐时眉饰有一种含烟眉。着一“湘”字，使人想到了屈原的“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的神态。美音和咽联系在一起，美容和愁联系在一起，使美而生愁，正如人们见着了西子捧心，那是非常容易动人恻隐的心弦。这一联，艺术效果是非常强烈的。当然，如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胡旋女》“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比起来，那以秾丽著称的温八叉，确实不及香山居士之风流酣畅。当她“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时，他这里的舞者和欣赏舞者，在感情上是很融洽的。虽然白居易意在“数唱此歌悟明主”，但对那可怜旋转得“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的舞女，诗人只是欣赏，却全无半点怜悯与同情。他的眼睛是向上看的。他的“指摘时弊”只不过是如鲁迅先生说的，意在招呼他的主子不要把袍子烧了而已。温庭筠这样的诗，看来他反映现实是较少的。他不是新闻报导，是以他看到的不是舞女们的“斗妙争能”，不是“曲终再拜”，而是歌女因哽咽而跑了调，舞女在疾旋时微皱着双眉。温庭筠是精通音律的，正如“曲有误，周郎顾”那样，她们细微的失误，都难逃他那敏锐的神经。然而，这里与音乐的悟性无关，他是用良心在感觉，他是出于伟大的同情，这才能在别人看来是“香衫袖窄裁”、“金丝蹙雾红衫薄”连范文澜先生都说她们“故作媚态，尤为淫靡”的时候，温庭筠看到的却是痛苦的悲咽和愁容。
体贴，也是要有生活基础的，不是平日深谙她们的痛苦，或者竟是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他不可能在欢乐的华林，偏偏有此悲凉之雾的感受。温庭筠只不过写出侍姬们因失去了人格的尊严，过着心灵屈辱生活的痛苦，没有直接去指摘那个社会，指责这种奢靡的生活，如白居易那样，明白的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其实白居易在这儿把舞妓和安禄山、杨贵妃等同了起来，姑不论拟于不伦，说穿了也不过是女人是祸水的老调，为唐明皇开脱而已。而温庭筠这里，虽只勾画了豪门夜宴中的这么两个细节，然而作家的进步倾向就寓于这细节之中了。他就是要给这样美妙的生活戳上一个窟窿，而不是弥补它，粉饰它。珠光宝气在他的笔下，无异是套在她们纯洁心灵上的枷锁，粉脂香泽，也不过是给尊严的人格涂上屈辱的标志。他写的是另一种现实。他是眼睛向下的。是以他看到的，不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脸色，而是压迫在最底层的妓女们的痛楚。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仅写出了阶级的对立，甚至还写出了压迫的根源。写出了皇王贵族的欢乐，就是建立在她们的痛苦之上的。虽然他当年不可能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如果没有反对晚唐这种没落统治的进步思想，是绝对不会与这些“虬须公子五侯客”在感情上是如此绝然对立的。仅这一点，他便远远胜过许多古人，也远远超过了白居易的乐府水平。这样具有鲜明立场的诗，不能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杰作，而硬要说成是什么“内容腐朽”，“无非是宫体的变形”，这是莫大的冤枉。他虽参加了夜宴，但感情却不同，能有如此用心，根本谈不上什么“放荡”。他不仅看到了这些女奴的痛苦，而且还有勇气在自己的乐府中为她们表达出来，根本不能说这是“形式主义”。当然，正是他的这种立场和表现，是要被封建的士大夫们说为“无行”的；他若“有行”，也就是和他们一个样了。然而对于今人，对于进步的评论家，由于立场的不同，不能和封建主义者同一个腔调。是以跟着前人而不加分析地说温庭筠是什么“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说他“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是没有“反映现实”，没有“指摘时弊”，就未免有乏艺术的真知灼见了。
他正是出于对女奴的同情，因此对于她们的对立面——这里的主客们就不能不感到愤懑。他表面上把主人写得何等的殷勤好客，然而，实际上却正是在揭露他们的贪得无厌。“清夜恩情四座同，莫令沟水东西别。”他要使四座同恩，要作长夜之饮，甚至奢望他们这样的日子地久天长，真格有不散的筵席，好让这些公子王孙们永远陪伴着他，莫要像沟水那样作东西之别。主人的这种希望享尽人间富贵荣华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但既然他们的欢乐是建立在歌舞侍姬们的痛苦之上的，则这一对矛盾的结果，那就必然是：统治者愈长欢，她们的痛苦也就愈深沉。这种对于公子王孙们的“恩情”，就是加在她们头上的罪孽。统治者如此之尽情享乐，她们不得不歌喉裂，舞腰折，不可能如白居易说的那样“不知疲”。在温庭筠的笔下，她们正是心力交瘁的。他用了类似今天蒙太奇的隐喻手法，写出“亭亭蜡泪香珠残，暗露晓风罗幕寒。”当酒酣耳热之际，谁会因残烛而想到泪痕呢？谁又会因拂晓前的寒风而为他人感到了寒冷呢？这绝不会是“一饮千钟如建瓴”的座上客，而只有那些侍姬们的心境才会如此。所以这一联其实是写侍姬们的，但却是写诗人用心感觉到的。同一舞妓，在别人看来是香艳肉感，而他却看到了泪珠和战栗。这的确是巨大的思想差距。
世人一向以温庭筠同情妓女来鄙薄他，殊不知这恰恰使自己站在封建主的立场上去了。这正如《红楼梦》中贾政说的：这样演下去，“明日就要酿到弑君杀父”。而在贾宝玉看来，却是“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温庭筠正是如此。态度之不同，原本就是立场的不同。温庭筠在这儿反封建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诗人巧妙地利用时空穿插，在这里补叙出主人的身份：“飘飘戟带俨相次，二十四枝龙画竿。”据《典略》载：“天子戟二十有四。”那么温庭筠在这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的最高统治者了。他用典章制度形象地告诉了人们：原来这儿的主人就是天子，无怪乎是如此之豪华。这象征着天子之威仪的用金描着龙的戟竿，却滑稽地对着轻狂的醉汉；而那戟上显示雍容华贵的缎带，于歌舞妓的寒栗中飘动，构成了穆肃威严而又靡烂悲凉的意境。这真是晚唐极其鲜明而又深刻的写照。
全诗共四绝，他的叙述是采取交叉方式进行的。即在每一绝中，都是把歌舞妓和皇王贵戚们对比着写的，使人产生强烈的印象。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每一绝中，又总是先在上联写歌舞妓，后在下联再写皇王贵族。这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制度下，仅这失序就是大逆不道的。所以温庭筠终至没没以终，那倒是与他这种耿介拔俗的气节分不开的。他可以说是一个悲剧的性格。不在封建的没落中找正直，而也随同封建之陈辞烂调以贬抑之，这不能不是当代学者的耻辱。
最后一绝更妙。“裂管萦弦共繁曲，芳尊细浪倾春醁。高楼客散杏花多，脉脉新蟾如瞪目。”“裂管萦弦”，是歌舞者之悲辛；“芳尊细浪”见欢宴者之舒适。诗到这里有点小的变化：他用一联把妓女和主客的苦乐、既矛盾又相关的关系总在了一起，为夜宴作一小结。不像上三绝分两联写，而是并到一联里。但在写法上依然是先妓女而后皇王贵族，腾出下联来发感慨。不过他的感慨也特别，依然是形象而不是议论。是以末联最不好懂；然而也实在是深刻。
“高楼客散杏花多”，这里点明了时间，繁杏盛开，正是早春时候。新月已高，说明夜已深沉。所以身穿薄纱的歌舞妓们，要感到春寒料峭了。然而要说“客散杏花多”，是因为酒宴已散，王孙公子们各自要回府去了，各府的执事之众，此时皆燃起了灯笼火把，只见一片火光，顿时把个皇宫内苑照得一片通明。于是，原先苑内隐在蒙胧的月色之中的杏花，一下被照得分外的红了。他在另一首诗《走马楼三更曲》中曾这样写过：“玉皇夜入未央宫，长火千条照栖鸟。”黑夜中树上本来看不见的栖鸟，一下就被千条长火照见了，可为此诗的注脚。可见当时场面之大。他的艺术之特色，就在于他不说车马填闉，而偏要说灯红熔杏。这就既写出了客人的执事之多，排场之大，从而也突出了主人的庭院之闳美。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载：“白乐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诗》云：‘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迟。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残暑蝉催尽，新秋雁载来。将何迎睡兴，临睡举残杯。’此诗殊未睹富贵气象，第二联偶经晏文献公拈出，乃迥然不同。”晏殊之拈出第二联有富贵气的，正是温庭筠这里的意思。然而，白居易只不过直叙其事，而温庭筠则写出了光与人的视觉心理，更妙在他用漫画的笔法，勾勒出“脉脉新蟾如瞪目”，简洁地画上一个初出茅庐的月亮，见了这样豪华的场面，惊得目瞪口呆了。以此作结，这也就足够了。
他没有说月亮瞪目是为了什么，仍然留给大家去想；但这样并不等于他没有说。月亮惊大了眼睛，这形象就是很新奇而意义又非常含蓄隽永的。比僧本真的“夸道客衙好灯火，不知浑尔点膏脂”浑成多了。有意义的是：嫦娥本来是为了长生不老才逃进月宫里去的，然而在诗人笔下，月亮的寿命居然只有三十天；从朔而望，从望而晦，一月一个新月亮。是以刚见世面的“新”蟾，是那样的幼稚，乍一见到这个场面，竟傻了眼；则此处之富丽真足以羞月，使嫦娥也感到了月宫的寒酸。神仙尚且如此，世人的惊讶当然更甚。其实，写神仙的幼稚无知，正是写人间的腐败已到了人神共怒的地步。他只是不用这样叙述的笔法，而采用形象的寓意罢了。那么诗人在这极度的夸饰之中，也是寓有严于斧钺的批判的。
这就是温庭筠。如果说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一幅色彩对比非常鲜明的油画，它以逼真见长，然而也就见画而止。那么温庭筠的这个结尾，就是一幅更饶讽刺意味的漫画。让月亮对着朱门宴散的情景而瞠目相向，这极其富于艺术的讽剌趣味。如此清新幽默，则不是“宫体”所限制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