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是一首咏物诗。前四句写花鸭身无泥渣,阶前徐行,羽毛独立,黑白分明。颔联展现了诗人发现花鸭致祸根源焦躁和急切的情状,进而在尾联直接呼劝花鸭:受人恩惠就不要“先鸣”,这也是遭斥一事而发的“自警”之语。这首诗借物说事,笔调轻松而情感含蓄蕴藉。
“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诗人明白提醒读者,江头所见的“花鸭”,羽毛洁净,不染泥滓,而且步态从容不迫。屋檐下的阶除大约是众鸭得食之所,诗人把花鸭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写,是为了收到一种对比的效果。众鸭竞食,花鸭却独自缓步于阶前。举止显得与众不同,花鸭不与众鸭争食,也许表现了它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这肯定会引起众鸭注目,并招来不测之灾。
“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仍是写诗人所见。原来“花鸭”毛色不杂,只有“黑”“白”二色,但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两种对比色。它正象征着花鸭,甚至也是诗人那“黑白分明、的处世态度。可见“花鸭”正是以其特殊的“花”才引起诗人注意、得到诗人赞赏的。
这句诗中的“太”字也值得特别玩味,它至少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赞赏花鸭立身行事,态度特别分明、不容丝毫苟且;其一是饱含着诗人对花鸭处世过于分明会导致祸患的深深忧虑。体会到这一点,在读到后面诗人直接出场呼劝花鸭的诗句时,才不会感到突然。
“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前一句仍是叙写,但已侧面展现了诗人焦躁和急切的情状,后一句则是直接呼劝了。“不觉”二字,表现出花鸭十分超然的精神,对众鸭的惊猜、嫉妒浑然不觉,或者竟是满不在乎。这是花鸭受诗人赏爱的一个原因,也是花鸭致祸的根源。花鸭自然不明其中的道理,但诗人却已有过类似的教训。回想当初疏救房琯那惨痛的一幕,正是与花鸭此时处境很相似。诗人由己及鸭,不由为花鸭的处境忧心忡忡。诗人动了感情,撇开鸭与人的界限,便要直接呼劝花鸭了。实际上,“不觉”一句已暗含了诗人的劝诫,联系后一句“休牵众眼惊”的明劝,这一句所暗谕的花鸭要“警觉”“群心妒”之意就容易理解了。
“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是进一层劝说。这两句的字面意思是:你花鸭既然沾受了主人的稻粱恩,就千万不要率先呜叫了,那样会触怒主人,失掉既得的稻粱恩的!但这两句诗还有更深的含义,可以把它看作是诗人反思自己沾受肃宗之恩作左拾遗,最后终因疏救房琯而遭斥一事而发的“自警”之语。
杜甫这里的“莫先鸣”,其精义就是要处于“鸣”与不“先鸣”之间,不能不鸣,也不能先鸣。杜甫丢掉谏官,缘于先鸣。以后流离陇蜀,依人为生,不鸣则无从致“稻粱”;当然更不能先鸣,一旦先鸣,既沾之“稻粱”又会失去。杜甫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通过提醒和劝诫花鸭而曲曲传出,读者自然能想象到杜甫当时处境之艰难。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这首诗中表现出诗人傲岸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嶙峋的风骨。首联写登上高楼,于云烟弥漫之中追怀历史、遥想古人,借古伤今,气氛凝重。中间两联回到现实,写眼前所见所闻,这两联视野开阔,人与物浑融无问。诗人把个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寓于精炼的景物描写之中:颔联写霜后“争出”的峭拔山峰和凌霜盛开的菊花,表现出作者不畏政治风霜的嶙峋风骨;颈联则以“解带西风”的举止和暮色中挺立的青松,透射出自己从容面对政治风雨的那份潇洒和从容。尾联遥想冬日重游,气象恢宏,群山银妆素裹冰清玉洁之态,仍是以景物暗喻人品。诗写得神完气足,潇洒道劲,景物描写形象鲜明而意味深长。
作者登上此楼,站立楼头,纵目四望,滁州城外群山环绕,云雾从山中腾涌而出,将滁州城重重缭绕起来,使整座城池如在仙界一样。
李德裕对嵩洛感情深厚,视之为第二故乡。他是一代英才,功业赫然,却不幸遭遇朋党之祸,先是被贬滁州,最终客死海南。他在滁州时建造了这座楼,而且给它取名为怀嵩楼,就是为了表达对嵩洛的深深怀念。欧阳修年轻时也曾在洛阳做官,常与朋友们畅游嵩洛一带名山大川。后来他也常常想起这段壮游,对嵩洛怀有极深的感情。造化弄人啊,没想到两百年之后,命运把他与李德裕联系在了一起,二人命运遭际竟然如此相似。他也被人指控与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祸乱朝政,也被贬滁州。此时此刻,在这怀嵩楼上,引发了他怀人追往的感慨。
从内容看,首联写滁州城云遮雾绕,虽然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重重的云烟却也叫人艰于呼吸。“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诗人不禁感慨万端。感慨之后,不由想起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和命运的李德裕。
颔联写得最妙,秋风瑟瑟,“无边落木萧萧下”,可群山却争相露峥嵘,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是谁也扼杀不了的。面对“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野菊花,即使没有陶渊明那样闲情逸致,不妨对菊举杯,来个“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颈联写诗人面对凛冽的西风,解带披襟而笑纳之;耳闻悲鸣的画角,却无“城上斜阳画角哀”之凄凉。红日西坠,倚着栏杆,“君不见拂云百丈青松柯,纵使秋风无奈何!”诗人突然吟起沈约的《寒松》:“梢耸振寒声,青葱标募色。疏叶望岭齐,乔干临云直。”
尾联和林逋的《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出于同一机杼,但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秋风秋雨愁杀人”,这算不了什么,哪怕是“雪压冬云百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数九寒冬也吓不倒,诗人还要邀上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再来怀嵩楼,看“积雪浮云端”,看“琼树似新裁”,这才叫做“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从艺术特点看,这首诗的好处,不止境界高远,风格遒上;即以写景而论,同样是自然流畅而又层次分明的。全诗以“感”宇入题,以“兴”字结穴。“云烟”是俯瞰负郭之景,“霜林”是平视远处之景;“野菊”写楼下景物,“解带西风”写楼上风光。“斜日青松”是“倚栏”所见;踏雪看山是登临所想。前六句写所见所感,是实写;后两句设想来朝风物,是虚写。摄景的角度不断变换,或俯或仰,时远时近,有实有虚,描绘了开阔深远的画面,画幅中凝聚着傲岸昂扬的精神。陆游与欧阳修一样,有似火肝肠,如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