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首联是说，高阁上的游客已经竞相离去；小园的春花已经随风飘零纷纷乱飞。
诗一开始便写落花景象，前人称赞它发端“超忽”。其实，“小园花乱飞”一句不过是人皆可道之景，手法平平，并不新奇；妙就妙在首联两句之间的联系。落花是一种自然现象，和客人来去本无必然的联系，但诗人却说花是因为客人去了才“乱飞”，这样一来，连落花也看作有情的了。这种因果关系的描写颇出人意表，却又在情理之中。落花虽然早有，客人在时却浑然不觉，待到人去楼空，客散园寂，孤独惆怅之情袭上心头，诗人这才注意到满园缤纷的绿花，而且生出同病相怜的情思。两句诗不单写花，也兼写人，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参差连曲陌，迢递送斜晖。”颔联是说，花影参差迷离接连着弯弯小径，远望落花回舞映着斜阳的余晖。
三四两句承上，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描写落花乱飞的具体情状。“参差”句从空间着眼，写落花飘拂纷飞，连结曲陌；“迢递”句从时间着笔，写落花连绵不断，无尽无休。诗人是立于高阁向下俯视，所以园内景象尽收眼底。这两句对落花的本身描绘显得很客观，但对“斜晖”的点染却透露出作者的内心并不平静。此时此刻，在他眼前出现的落花和斜晖已经不是常人眼里的自然现象，而是同人一样充满感情，具有生命的事物，它们像是在同自己十分美好的青春和年华告别。诗人十分敏感的捕捉住这富有特征的景象，使整个画面笼罩在沉重暗淡的色调里，透出了诗人心灵的伤感和悲哀。
“肠断未忍扫，眼穿仍欲归。”颈联是说，我的肝肠欲断不忍把落红扫去；望眼欲穿盼来春天却匆匆回归。
五、六句在前面描写的基础上，直接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这里的“肠断未忍扫”，就不单是一般的怜花惜花之情，而是断肠人又逢落花，自然倍觉伤情。“眼穿仍欲归”一句写出诗人的痴情和执着，他望眼欲穿，巴望花不要再落，却事与愿违，枝上残留的花朵越来越稀疏。
“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尾联是说，爱花惜花自然要埋怨春天去得太早，春尽花谢所得的只是落泪沾衣。花朵用生命装点了春天，无私的奉献出自己的一片芳心，最终却落得个凋零残破、沾人衣裾的凄凉结局。这又不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吗？诗人素怀壮志，极欲见用于世，却屡遭挫折，报效无门，所得只有悲苦失望，泪落沾衣而已。末二句，语意双关，低回凄婉，感慨无限。
全诗纯用白描，而落花与惜花者之神情全出，在淡淡的背景下，稀疏的笔意中，表达了诗人细致微妙的情思，把个落花季节写得愁肠寸断。不难看出，它已不是见花落泪、春归伤情的一般伤情诗了，而是比平常的伤春诗有更多的意蕴，更丰富的内涵。诗借对落花命运的怜惜，表现了诗人对一切美好事物被摧残的深深惋惜；诗人的一腔幽怨、缕缕情思在对落花深情的怜惜中含蓄婉转地透出，可谓情深韵美。诗的首尾两联，更是既得落花神韵，又意在言外地传达出诗人的情思。
诗歌是回顾漫长的文化积淀过程，首先从花开到花落，这自然界的演变过程。诗歌同人世的沧桑变换，荣枯无常，生涯浮沉的规律相契合。这从而成为生命盛衰的象征，富于哲理意味。其次花性柔弱，花开有时。自然是人类永远的认识对象和审美对象。诗人通过对花落表达出诗人身世坎坷。
该篇采用叙事的手法，正所谓“词宜抒情，或直发胸臆，或假以兴象，而叙事者少见”。所以显得更为奇妙。
上片情语出之于景语，写女子意兴阑珊之貌。首句点明时间是黄昏，正是夕阳西下时分，朱帘斜斜地垂挂在软软的金钩上，一副颇无心情的懒散样子。“倚阑无绪不能愁”是说这位女子倚靠着阑杆，心绪无聊，而又不能控制心中的忧愁。此三句以简洁省净之笔墨描摹了一幅傍晚时分深闺女子倚栏怀远图，为下阕骑马出游做好铺垫。
下片亦刻画了一个小的场景，但同时描绘了一个细节，活灵活现地勾画出这位闺中女子怀春又羞怯的形象。“有个盈盈骑马过”一句，清新可喜，与李清照“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盈盈”一词，形容女子，有说不出的熨帖生动。“薄妆浅黛亦风流”一句则凸现了她的风情万种，“薄”、“浅”形容她的容貌，“亦”字说她稍加打扮就很漂亮。末句言，“见人羞涩却回头”。这只是少女一个极细微的，几乎叫人难以察觉的动作，词人却捕捉到了，轻轻一笔，就活灵活现地勾画出闺中女子怀春又娇羞的复杂心情。可以说骑马少女薄妆浅黛羞涩回头的神态，把原本显得低沉的夕阳、小楼、斜挂的朱帘、软垂的金钩及无聊的心绪衬托为一幅情景交融、极具美感的画卷，读来口角生香，有意犹未尽之感。
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
全诗分三个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描述和渲染了猛虎出穴的威风；中间八句为第二部分，写猛虎吃人的情况，这只猛虎不在篱边墙下捉犬豕，专在大路上吃人，而且吃得很多；最后八句第三部分，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事作辩解，从而进一步暴露权奸凶狠的本质。全诗比喻贴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
诗的开头先描述和渲染猛虎出穴的威风。黄昏时候，在苍苍的山林里，一阵凄风刮来，黄色的茅叶沙沙作响。“云从龙，风从虎”，老虎出洞了。熊罴不敢当，其气势足以吞赤豹，慑封狼。“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铓”，这两句不仅写出了猛虎的张牙舞爪的模样，而且暗示了讽刺的对象。王充《论衡》载：“鮌为诸侯，欲得三公，而尧不听，怒甚，欲以为乱，比兽之角，可以为城，举尾以为旌。”李贺《猛虎行》“举头为城，掉尾为旌”，用此典以刺藩镇，而此诗则用此典以示所刺对象不是在下层，而是在朝中的权奸。犹如猛虎慑服赤豹和狼，这个权奸先以其威势慑服同类。高若讷之附和吕夷简，就是趋附这种威势。
中间一段写猛虎吃人的情况。这只猛虎不在篱边墙下捉犬豕，专在大路上吃人，而且吃得很多。这一段，意在借猛虎当途吃人，来抨击奸佞陷害忠良。全诗的核心就在这一段。借物寓意，也是一种比附，同样必须抓住相似点。张籍《猛虎行》和李贺《猛虎行》意在讥刺藩镇父子相继称霸一方，所以抓住猛虎“年年养子在空谷”、“乳孙哺子，教得生狞”的行为，作为比附的相似点。而此诗意在抨击吕夷简辈陷害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忠良，故抓住猛虎“当途食人肉”作为比附的相似点。这一点可以说是全诗的要害。
末段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事作辩解，从而进一步暴露权奸凶狠的本质。诗以猛虎的口气说：食肉既是我份内的事，怎么能说是不祥的呢？糜鹿的性情是柔和的，它不伤同类，结果还是被人捕杀吃掉。损人利己，举世皆然，“而欲我无杀，奈何充馁肠！”强盗有强盗的逻辑，老虎吃人也有其吃人的逻辑。代虎申辩这种逻辑，犹如戳人一枪，猛地倒抽，带出肚肠，足以置人于死她。
诗人胸中对吕夷简的憎恶，不能直言，便用寓言诗的形式，表达对吕夷简穷治朋党、残害忠良的愤恨。全诗以猛虎的当道食人，胡作非为，嚣张跋扈，来喻人喻事，有着强烈的讽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