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上片写词人对家人的怀念。首句“别绪如丝睡不成”,情意坦诚,多情公子这时正在塞上,分离后的思念令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而“那堪孤枕梦边城”一句就更进一步地表明了纳兰的愁思之深。一般说来,“梦边城”应当解释为“梦见边城”,可是联系上下文,应该解释成“梦于边城”。孤枕难眠,所以纳兰索性披衣起床,去倾听那夜半塞外的冷雨声。但邢夜雨声就像伤心人拨弄琴瑟的弦声,悲凄彻骨,每一声都敲打着纳兰那颗满是悲愁的心,也更加引发了他的思念,令他不由想起了家里的妻子,心想这时的她会不会也正在想念着自己。
下片从书信落笔,进一步抒发了自己的相思情怀。这时的思念之情好像春天的杂草似的,疯狂生长,所以纳兰拿起了笔,铺开纸笺,写下了一首抒发自己离愁别绪的书信寄给妻子。词中的“书郑重,恨分明”显得语义不清,令人疑惑,谁又能明白当时的纳兰要表达什么意思。“天将愁味酿多情”一句将纳兰的思念和悲愁推向高潮,意思是说:就连上天都在用滴滴答答的绵密雨声来酝酿自己的悲苦。这个“酿”字,可谓是全词的词眼。“偏到鸳鸯两字冰”意为一想到我们天各一方,相见遥遥,又不禁彻骨寒心了。塞外苦寒,纳兰好不容易写完信,呵着冰冷的双手粘好了信封,在为信封签押时,笔尖却被冻住了,四周一片冰冷的寒意。情深意重笔轻,落下“鸳鸯”二字时,心中更凄楚。从“天将愁味酿多情”、“偏到鸳鸯两字冰”来看,颇含悠然不尽之意,“鸳鸯两字冰”,化虚为实,深刻地表达了相思的愁苦。
全词对爱侣的萦思写得回环婉曲,意韵别生。“偏到鸳鸯两字冰”的描画,意味悠长,既渲染出边塞的严寒景象,也折射出心中的清冷景况,亦摹写出这份苦寒对恩爱伴侣儿女情长的阻隔,多重意蕴缭绕字里行间,情韵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