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
这是一支悲愤的悼歌。岳飞的惨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岳飞虽然冤死，但他的英名却永远留在历代人民的心中。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旷世冤案得以昭雪，离岳飞被害已62年。岳墓建在风景秀丽的西湖岸边，岳飞虽封王建墓，但由于连年战乱，陵园荒芜，景象凄凉。这首诗以反映这样的现实入笔。
首联以离离墓草渲染岳墓秋日的荒凉，冷硬屹立的石兽，更增添了几分悲思。接下来用南北君民作对比，谴责南宋当局苟安享乐、不思北进，同情中原父老忍受煎熬，遥望南师。颈联哀叹有望承担中兴重任的英雄岳飞悲惨死去，使天下南北中分以至南宋最终被蒙古人灭亡。作者在尾联悲痛地吟道：“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满含湖光依旧，河山易主的深沉的感慨。
作者以赵宋后裔的身份为冤死于赵宋王朝的岳飞，由衷地唱出这支哀痛伤惋的悼歌，分外感人。
此诗开篇即写大堤。大堤东临汉江，春来堤上百花盛开，堤下绿水溶溶。一个“暖”字复盖着江水、江花和岸上的千家万户，自然这其中也有遍历名山大川远道而来的李白。这里，“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李白《襄阳曲四首》其一）；“水绿沙如雪”（其三）。触处生春，不禁撩动人的多感心怀。所以这个“暖”字又有很重的感情分量。于是自然地转入下面的抒情：“佳期大堤下，泪向南云满。”旧时以“佳期”指男女的约会。《九歌·湘夫人》：“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王逸注：“佳，谓湘夫人也。”约而不得见，因此“泪向南云满。”晋·陆机《思亲赋》云：“指南云以寄钦，望归风而效诚。”陈·江总《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云：“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陆云《九愍》：“眷南云以兴悲，蒙东雨而涕零。”南云、归风、东雨，本是寄兴之作，后人引申为思亲和怀念家乡之词。这里似用前人诗意。不过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此诗与李白《寄远十二首》其五诗只前三句文字不同，该诗云：“远忆巫山阳，花明绿江暖。踌躇未得往，泪向南云满，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断。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写所思之人在巫山，巫山在襄阳南，故云“南云”。李白两次漫游都到过湖北，这位念远之人，可能就是他自己。但也不妨看作是泛指。旧时襄阳，不仅为商业重镇，且为南北交通要衢，往来伫足人多，送往迎来的人也多。李贺《大堤曲》便说：“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那么，思乡念远的实不止李白一人。
望南云，热泪盈睫，“佳期”既误，结果只有寄情于梦。可是“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断。”从岑参的“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春梦》）的希望终于得在梦中实现的欣然快意，到张仲素的“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春闺思》）的梦后仍未能忘情，梦中相会，确实给了人们无限安慰。如今却是由于春风无情，吹破幽梦，使人不能长在梦中相会。古乐府《子夜春歌》：“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与此两句含意相反，而遣词造语上却不无影响。“散”一作“断”。断，截断，折断。杜甫《哀王孙》：“金鞭折断九马死。”给人一种戛然而止的意象。散，表示逐渐散开，逐渐远去。“吹”而“散”，则梦在脑海中是一点一点淡化，最后无影无踪了。“梦”之于人，事实也是这样。“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李白《春思》）微露谴责意。这里说“春风复无情”，“复”者，又也。“无情”，已令人难堪，何况其“复”！表面上不见怨意，实际怨怀尤深。这个“复”字上与“泪向”紧相呼应，下启结束二句：“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眼中人”指所思者。佳期误，梦魂散，音信断。这一连串的打击，岂不令人黯然神伤!这种境况，在不少诗人笔下是会写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但李白表现得“雍容和缓”（朱熹语），神清骨秀，正是“幽秀绝远俗艳”（《唐宋诗醇》）的。
这首小诗意似直述，笔实曲折：先地点，后时令，从一个“暖”字中暗传出春来人的感情的跃动。接下六句，情思绵绵，直至尾句。“佳期”二句，似见离乡远别的客子伫立大堤上，目送南天云彩，魂为之销。“春风”二句折回，此情此景，似是“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那也许是“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韦庄）吧?诗人没有说，妙在可引起读者种种揣想。意味隽永。最后结以“天长音信断”，更觉余味无穷。楚天辽阔，百花竞放，百鸟争喧，雁鸣晴空，人却是别一番心情。此刻，“断”者，音信也；而情，不仅未断，却更绵邈无尽了。天才纵逸的李白，即使从这首短章中，也可看出它的情深意远，婉转流丽，完全超脱六朝乐府的“轨辙”，而使“古今诗格于是一大变”（胡应麟《诗薮》外编）了。
《缚鸡行》大约在公元766年（代宗大历元年）夏历岁暮作于夔州西阁。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陈师道说：“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杜诗镜铨》引）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王右仲说：“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杀，见鸡食虫蚁而怜之，遂命缚鸡出卖。见其被缚喧争，知其畏死，虑及卖去遭烹，遂解其缚，又将食虫蚁矣。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杜臆》）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如同当面交谈，读来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语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他还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更是一语破的：“宕开一笔，妙不说尽。”的确，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品味和领悟，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